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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中美关系与大国博弈(上)”的圆桌谈到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其实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因素有所不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中美建交之前，中美基本社会制度差异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从中美建交到苏联解体之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是苏联。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则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正如王建先生所言，中美如果是一对矛盾的话，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因此，现阶段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对中国实力快速增长的认识。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主导大国对于新兴崛起大国的警惕是本能性的反应。冷战后美国学界和政界一度激烈争论，对华实行“接触”还是“遏制”战略？其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反应。提倡接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以在现有的体系内实现，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在通过“接触政策”保证中国在现有体系内实现和平崛起；而遏制提倡者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改变现有体系内的权力分配，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应当限制中国国内的增长。
早在1991年在美国颇有声望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把中国的崛起和当时德、日的崛起类比，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安全利益的潜在威胁。虽然很难说它把中国作为“威胁”和“潜在敌人”的论调已经构成了目前美国重新认识中国的主流，但这种意见在美国学界和政界经常泛起，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考虑。
在无政府体系中，主导国家对新兴大国的认知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结构性的，即在无政府体系中，主导大国担心新兴大国的崛起改变现有的权力分配，从而影响到主导大国的根本利益。布什政府在上台之初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是出于中美力量对比的结构性考量。另一个则是政策性的，即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推行的政策也将影响既有大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认知。2005年新任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是布什政府在一段时间内考察中国推行外交政策的结果。尽管中国不会刻意去损害美国的利益，但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在既有主导大国看来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王荣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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