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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庆安 来源：中国经营报
1946年5月3日，对当时作为中国法官参加远东国际审判的梅汝王敖先生来说，登上设在日本陆军省内的法庭，其内心期望是将这一审判定成人类历史的“铁案”。梅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乃至后来许多年中全球对于东京大审判的看法。在整整60年之后，仍然没有人能够颠覆这一审判的合法性基础，尽管有人可以从自身的政治需要出发，对此进行重新解释
和质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参加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各派1名法官组成的，它成立于1946年1月19日，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任命和批准的，代表各国执行法令。这个法庭与纽伦堡国际法庭一起，为二战画上了一个道德的句号。
在60年之后重新审视东京大审判，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次审判的黄钟大吕。当年梅汝王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告日人书”的远景已成事实：“远东国际法庭之判决，不仅支持人道主义，也是对国际法之一种进步见解，且对中日未来之和平合作有良多助益。”。但是问题在于，除了国际法杠杆之外，与后来的许多国际法庭类似的是，远东国际战争法庭并非一个单纯的战争罪行审判场所。不同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远东国际法庭的运作和审判中，添加了更多的利益杠杆。
这也自然造成了60年后，东京大审判的无数遗憾。从美国远东战略利益的需要出发，对日本战犯轻判少判的事实，为后来日本政府，尤其是右翼政治势力提供了新的借口。大部分战犯几乎都得到了释放，并且回到他们本国迅速在政府部门就职。战败国却依然可成为天堂。当年张季鸾先生在《大公报》的愤怒并非没有理由：“我们直感着，东条及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功德不朽，日本是上帝的新宠儿，美国正准备把日本变成天堂。”
格老休斯在奠定国际法基础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料到，如果有一种法律难以通过强制力进行约束，那么这种法律就是国际法。因为国际法在强制约束方面的脆弱性，常常容易陷入与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媾和中。这种质疑就像是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中所提出的命题一样，国家掌握政治权力，在国家之上，是否存在任何权威可以强制国家采取道德行动。即便在人类引以为傲的远东国际法庭和纽伦堡，这种权威的强制力也不来自法律本身，而来自战场上的输赢较量。
中日关系在今天的困境，正是东京大审判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延伸。远东审判的结论无可挑剔地符合历史道德评判，但是其历史观基础为什么在日后常常旁生枝节，给不承认历史者提供了新的合理空间？因为有无数政治利益的权衡，使得当时的远东国家法庭“充满胜利式的遗憾”；也因为有无数政治利益的权衡，因此在战争发起的最高责任、对于战犯的处理以及日本政治体制的变革等方面，人们都没有等到符合期待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审判的遗憾，给后来的误读提供了空间。直到60年后，仍然有日本政要试图否认远东审判的合法性，就是一个明证。
东京大审判的政治经济学诘问，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历届政府的历史观。因为有了审判后的道德空洞，因此为日本对华政治提供了否认甚至颠覆历史观的侥幸心理。一旦两国政治家在历史根本问题上出现看法的对立，那么密切牵系两国根本利益的经济关系也必然受到影响。数据证明，在政冷经热的2005年，中日经贸增幅已明显下滑。
作为两个东亚地区的大国，中日关系中也不可能出现强制力因素。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不但取决于两国的共同历史观，更取决于60年中所建立的战略信任和利益相关性。就后者而言，利益相关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没有共同历史看法基础，也势必缺乏战略信任。 故意误读远东审判的判决书，其本质就是加剧“无共识，不信任，争利益”的恶果。而中日关系的僵持，从短期说可能有利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在长期上将无可避免地增加地区对抗的风险，无益于包括美国在内任何一国的地缘政治体系稳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麦克阿瑟已经预料到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后遗症，因此要求将东条英机及其他6名要犯处决后“秘密埋葬，其坟墓不加标志”。但是细节上的完美，无法弥补全局性的缺憾。更何况在60年时间中，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依然香烛长新。而远东国际法庭的旧址边上已建成新的日本防卫厅，当年的锤声也不知魂归何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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