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盗防抢防蛀心

　　文/张 生

　　国人很善良，总是会相信那些廉价的神话。

　　结果……

　　代价很惨重。

　　2000多年前，陈胜派人搞了点小策划，弄条写着“大楚兴，陈胜王”的布条子塞在鱼肚子里，本该去修长城的兄弟们，也就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暗示揭竿而起了。陈胜没有“苟富贵，毋相忘”，去找他的乡亲们，掉了脑袋，他们至死也没闹明白，跟他们一起耕过田的小陈咋就这么毒。

　　后来的国人，一直企图吸取被愚弄的教训。但陈胜的后辈们，更加狡猾，创意迭出，以人、财相托者，无不眼含热泪，头仰苍天，恨人心难测，造化弄人。2000年过去，国人初步明白，任何道德性的审查，任何对于良心的感性呼唤，对那些存心的愚弄者，作用很有限。

　　上世纪80年代晋江卖假鞋的时候，我们曾以为所谓的“牛津底”跟剑桥、牛津有什么关系，直到“牛筋底”出现，一场美丽的误会总算结束，我们的中文理解力才恢复正常；所有回国的人都赠送朋友“美国深海鱼油”，而美国人闻所未闻，我们终于明白，这玩意肯定不像报纸上吹得那么玄乎；不久以前的“香武仕”，弄得很丹麦，它所营造的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意为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意象，跟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真的很接轨。现在，我们纳闷的是，“欧典”的创意，虽然背景换成了德国巴伐利亚，算不算抄袭——请花儿就此编个新版的“嘻刷刷”，绝不会让《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乃至《武林外传》专美的。

　　国人本不是那么瞧得起洋货的。1793年，乾隆皇帝对英国大臣马戛尔尼说了：天朝万物具备，你们的怀表、自鸣钟等等都是些奇技淫巧，原不需要搞什么国际贸易，考虑到你们没有茶叶、硫磺、丝绸就活不下去，才在广州跟你们做生意。1842年，兰开夏的商人们憧憬：只要所有中国人袖子加一寸，全英国的工厂加班都来不及，结果却是呢绒压在仓库里无人问津，而中国女人的旗袍却日益省料。曾几何时，国人的观念变了——阿Q的邻居假洋鬼子口中“洪哥”们的日式立领学生装，昆明街头挤在美国大兵吉普车上搞“国民外交”的时尚女子的行头，1950年代初期师法苏联的布拉吉，1980年代拎在街上大放“毛毛雨啊毛毛雨”的三洋双卡录音机和日立彩电，1990年代以来的“韩流”、英特尔和德国车，无不曾引起每个时代国人的向往和喜爱。“长城脚下千条路，有路就有丰田车”，撇开其中容易惹火的情绪不说，这条早已消失的广告说的正是洋货在中国的自信。

　　国人对洋货的喜爱是“欧典”们多少年来牛得不行的关键因素，他们的表哥是那些取了洋名、却没堂而皇之宣称自己是洋货的同行，如“入选巴黎XX宫的XX品牌”之类。网上小卖部上，号称来自爱丁堡的“苏牧”能比其它牧羊犬多卖1000块，你也就不能怪人家硬往巴黎肩膀上靠，虽然即使有什么亲戚关系，也至多是大姨妈的二外甥的三表舅。

　　喜欢洋货不是什么错，乔治亚罗而不是乔致庸设计307的背后，是洋货200年来较高的生产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德国人1898年生产的高炉，湖广总督张之洞买下来，武钢一直用到上世纪80年代；京沪马上要修高速铁路了，老铁路上英国人铺的用了100年的铁轨还没有全换完；我们80年代造的房子快倒了，南京大学由美国人造于1919年的北大楼正时髦得不行；原来很喜欢买张8块钱的碟子攒机的学生，现在也喜欢上了正版的微软……我们有勇气承认洋货了不起，正是我们有信心某天赶上他们的表示。

　　美国人也很喜欢德国货的，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家们成群结队地到德国取经，克虏伯、西门子、奔驰，那是那个时代的工业圣地。但喜欢不等于迷信，德国格仑南苏制药厂上世纪50年代发明“反应停”的时候，全球热销，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的一位女官员弗兰西斯·凯尔西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就是不给它发许可证，结果，避免了数以万计的“海豹畸形儿”出生，她也因此获得了美国总统勋章。

　　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弗兰西斯·凯尔西帮着把关，对洋货再喜欢一点，也没有什么顾虑，——至少可以更加频繁地用佳洁士刷牙，为缩小中美贸易逆差继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以为工商部门、全国牙防组已经替我们把关了，白发如雪的老专家，天真纯洁的孩子，我们这个都不信，还算人吗？

　　我们被合谋盗取了金钱，被蛀空了信任之心，要说，某种意义上，确实不因为“欧典”，不因为全国牙防组，而是我们身上不改的天真和轻信。如果我们是“欧典”CEO的工商朋友，我们就可以在装修的时候改买“非典”——非洲那里不是到处都有电话和伊妹儿的，反正记者查证不起来，眼不见为净嘛！如果我们是全国牙防组的专家，我们至少不会在超市挑牙膏的时候把佳洁士改成雪豹，还可以时常拿点鉴定费补贴洗牙费用——吃请也很辛苦的。工商和牙防组说到底没有逼着我们买东西，“牢骚太多防肠断”，再叽歪下去，那就不光是地板和牙齿的问题了。

　　公权力不举，公信力不张。

　　因为把“吃亏是福”上升到哲学层面，无论“欧典”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无论全国牙防组的猥琐男在电视上如何百般托辞，我们百毒不侵。我们所以担心，是因为我们学过马列：“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4页)。一直呼吁我们松开攥紧钱包之手、扩大内需的方方面面，面对这样的丑闻，难道不需要做点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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