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

　　文/沈明高

　　在全球商品市场上，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的需求推动着铁矿石、氧化铝、铜和石油价格的高速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最大经济体之一，和其经济份额相比，在国际资源消费中所占份额之高异乎寻常。处在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或许需要消费更多资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资源并没有被高效利用。例如，自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基于购买力平价的GDP每单位产出消耗的能源量，至少是美国的三倍，日本的九倍，虽然中国能源强度已经下降了2/3。

　　如果中国按照这种增长模式发展下去，不仅会对中国本身，也会对世界其他经济体产生严重的增长制约。在过去一年，中国

铁矿石和石油的涨价狂潮就对这种风险及时提醒。中国也在为其经济的强劲增长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近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较为严重的沙尘暴。

　　基于对目前增长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的重新审视，中国政府正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包括过分强调GDP增长、存在问题的工程建设、错误数据的产生以及对贫困地区人们社会福利的忽视。新观念的精髓包括按以人为本的模式以达到协调持续的发展。毕竟，只有改善人民福利，经济发展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迄今为止，从过去一两年的情况来看，因为缺乏有实际执行力的政策，新观念的影响还极为有限。从根本而言，要想有效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国必须在三个领域发生重大变化——政府行为、资源分配机制和经济政策。

　　首先，政府应当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领域退出。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每天的工作就是促进GDP增长。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经济发展已经成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能力和业绩的终极指标。因此，地方官员们经常对引进外资和上马地方投资工程乐此不疲。为了做到这些，地方政府常常以折扣价提供土地和免税期优惠，而对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却漠不关心。与此同时，政府也在通过其关于哪些工程可以上马的选择性决策，起着市场中重要判决者的作用。

　　有趣的是，过去一些中央政府官员和许多评论家都指责地方政府官员没有遵守中央政府政策指导。我们认为，这样的指责不太公平，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只是他们对中央政府引入的评价系统的正常反应；中央政府是在依靠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而非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来调节经济。

　　因此，理想的政府改革应当摒弃政府所有的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角色。政府应当致力于通过法律法规的实施，为市场中的参与者创造一个公平的有竞争性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公平竞争。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政府改革。

　　其次，中国需要更加有效的资源分配机制。首先是需要高效且谨慎的银行系统，否则投资的有效性将有名无实。近两三年来，中国政府加速了银行改革的步伐，措施包括核销呆坏账、建立股权结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和上市。事实上，中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已经于2005年末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而且，中国也在致力于在2006年底之前，将国内金融市场向外资银行开放，并使呆坏账比例在过去数年内迅速下降。

　　自2005年起，中国证监会决定出售非流通股，以克服这一建立有效

股票市场的主要障碍。最近，中国有关部门也为境外投资人作为战略投资者买进上市公司股票敞开了大门。这些举动有助于为国内股票市场营造积极的氛围。从长远看，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必须依赖于更好发展的市场基础，比如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信息披露渠道。

　　最后，中国也需要调整经济政策以解决结构性问题，达到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中国需要平衡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同样也需要降低收入不平等，并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此外：中国至少需要在正规部门提高资本成本，降低国家干预以促进投资决策质量的提高；同样，也需要摒除不必要的出口鼓励措施，包括

出口退税和币值低估；促进消费将成为解决过度投资和严重依赖外需问题的关键；有必要确立一些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准则，比如合理的资源定价，以及执行更为严格的技术和环境标准。

　　此外，一些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提出了促进增长模式转变的一揽子理想政策，其核心包括更高的利率，更硬的通货，增加财政支出和更为严格的技术标准。这些政策，与我们上面描述的需要的变革恰当地联系在一起。更高的利率，尤其是更高的正规市场利率，以及更硬的通货，将导致更高的资本成本，并将有助于抑制投资的步伐。目前，我们认为，至少在正规部门，资本成本与潜在收益相比是太低了。更硬的通货将促使生产者关注国内需求，而非仅仅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扩大的财政支出必将对不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家庭有所助益。最后，更严格的技术标准将有助于摒除那些效率低下的厂商，并确保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

　　(作者系花旗集团亚太经济与市场分析部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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