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政府求公平

　　文/王东京

　　笔者曾在本专栏撰文指出，企业求效率、政府求公平。最近，不少读者发电邮给我，问政府如何求公平？要答复读者，虽说不上有何锦囊妙计，但让我列三五条建议，倒是易如反掌。眼下的困难，是如何理解“公平”。若是对公平的理解不一，即便给出答案，怕也是文不对题。

　　的确，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由于文化背景、利益取向、收入状况不同，人们的公平观往往大相径庭。比如你到长安街去问路上行人，何为公平？三个人，没准会有四种答案；我查阅过一些文献，发现专家对“公平”的看法，也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笔者有自知之明，不敢贸然给“公平”下定义，但有一点却明白，知道现行“公平定义”的缺陷在哪里。

　　学界看公平，大致有三个角度：一是结果公平；二是机会平等；三是起点平等。从结果看公平，是经济学的常规方法，人们熟知的基尼系数，就是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用基尼系数度量公平，反映的是收入平均化的状况。经验表明，基尼系数大于0.45，即是收入差距过大，可能是不公平。但反过来，收入均等也未必就公平。比如你比我能干，贡献也比我大，而我拿的钱和你一样多，这显然对你不公平。

　　机会平等貌似公平，但若起点不平等，机会平等也不是公平。假如有一幅名人字画拍卖，你我都有机会参加竞买。不同的是，你整天游手好闲，却靠祖上的遗产富甲一方；而我先辈一贫如洗，自己勤扒苦做，收入仍不及你九牛一毛，尽管我比你懂得欣赏字画，可和你争，我买到字画的概率是零。再比如，政府斥巨资建体育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说起来，大家享用体育馆的机会平等，但若体育馆建在城市，那么对乡下的农民就不公平。

　　可见，机会平等是否公平，关键要看起点是否平等。问题在于，起点平等只能是理论的抽象，真实世界不可能有。参加歌手大赛，宋祖英嗓音甜美，你五音不全，而要求宋祖英与你起点平等，天下没这个道理吧？你天生聪慧，我愚笨如牛，一起参加高考，我要你像我一样蠢，你肯定也不答应。其实，五个手指伸出来不一般齐，人的秉赋不同，要求起点平等，对秉赋高的人，本身也是不公平。

　　说过了，我能指出现行“公平定义”的不足，但却不知该怎样定义公平。近来日思夜想，一直有个疑问：公平是否就不能被准确定义？或者说，公平的标准本来就不该由政府来设计？定义不清楚，想设计也设计不了。这当然不是说，政府对公平就束手无策。我是说，公平虽然不能准确定义，但反过来，不公平的事却很容易看得出。尤其对身边的不公平，人们通常有高度的认同。

　　举例说，高考

分数线的划定。对边疆民族地区录取线偏低，大家没意见，而对北京地区却大为不满，是为何故？因为北京考生得天独厚，不仅有一流的教学设备，而且有一流的师资，可录取线反而比外地低，于是大家认为不公平。前几年，有外地家长为把孩子户口办进北京，来北京买房置地，结果政府一纸禁令，围追堵截，查处高考移民。这其实又加剧了不公平。

　　搞市场经济，一定会有收入差距。别以为收入有差距就是不公平，其实老百姓并不这么看。你诚实劳动、守法经营致富，大家羡慕你；你走私贩私、制假卖假，大家痛恨你；你以权谋私、受贿敛财，大家反对你。后两种人损人利己，搞的是邪门歪道，当然不公平。还有，即便是合法致富，但倘若收入差距过大，有人挥金如土，有人饥寒交迫，人们也会认为不公平。

　　再说城乡差别。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人们迁移自由，不仅对农民不公平，而且对农民子女也不公平。比如义务教育，本来是由政府免费提供，不论城乡，孩子上学都应一视同仁。可现实却是，城里的孩子不交钱，而农民工子女要交借读费。同样是医病，城里人可以报销，农民要自己掏腰包；同样是养老，城里人有社保，农民却只能养儿防老；城里修路政府拿钱，农村修路却让农民集资。

　　诸如此类的不公平，若非有意视而不见，谁都可以再列举一串。有趣的是，学界不能恰当界定公平，但平民百姓却看得透彻。这就应了那句古话，“公道自在人心”。如果将此再推展到政策层面，其含义是，政府求公平，大可不必事先设计出什么框框，而是要相机调节，不断消除多数人认定的不公平。这样看，政府求公平，就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

　　此分析若是成立，那么现在可回答读者的问题。政府求公平，我的看法，是政府要把握好三个原则：第一，要以民意为依归。对社会普遍反映的不公平现象，政府必须及时化解。第二，要优先照顾弱势群体。市场经济下总有收入差距，有差距不要紧，要紧的是政府必须对低收入者予以补贴。第三，要维护平等竞争的权利。当前的户籍管制，行政垄断等，都有悖平等竞争原则，政府应当尽早解除。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电邮：[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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