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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川
今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应当看到，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各种既得利益群体的博弈将更加胶着、尖锐化，从而导致中国的改革路径可能表现为螺旋状前进的形式。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延伸到多个领域和层面、几乎产生复杂而
深远之影响的“改革进退论”，便是一例。
中国改革在“深水区”中前行。这样的局面得来殊为不易。我们有必要梳理改革取得的显著成就，探讨目前面临的新问题。重新抬头的“国进民退”潮，便是当前涌现在不少垄断性行业、关乎广大民营企业的命运乃至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一道新命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就开始对一些垄断性行业进行第二轮改革，其导向是放松管制，在可能展开竞争的领域尽可能多地引入竞争。加大竞争性领域的开放力度，打破垄断行业壁垒，从那时开始便被定为市场经济的改革原则。但是，最近一两年以来层出不穷的民企投资“陷阱”之案例，说明这一原则并未真正渗入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机理中。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起反攻之下，热血沸腾地进入垄断行业“淘金”的民企们落入一个个“陷阱”，纷纷丢盔弃甲。中瑞、中驰两大财团虎头蛇尾的现状，民营油站被迫委身国有油企，温州炒煤团哭撤山西，民营钢铁企业战战兢兢，民营航空公司雷声大雨点小，这一个个充满民企的血和泪的案例便是新一轮“国进民退”潮的具象化。
企业应该不分国有、集体、民营等各种所有制形式，而在市场中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在中央决策层的层面上早有共识。“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并重”、“先富论”让位于“共富论”，更凸现了中央决策层的态度。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也在法律法规上有众多的条文描述。然而，为垄断企业度身订做的制度没有丝毫被打破的迹象。
究其成因，一方面，中国垄断行业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规制结构等方面的改革时至今日仍未启动，使得竞争无法实质展开；另一方面，在垄断行业改革中，政府不断从直接经营活动中退出，竞争性的市场不断被引入，同时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开始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在这个市场逐步扩展、行政力量逐步收缩的过程中，残存的行政力量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的市场影响力的混合，导致那些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特征的产业得以在市场和行政力量的双重保护中运行，这就构成了中国当前反垄断的复杂格局。
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至今，很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更多依赖于相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以引入竞争为主题的垄断行业改革仍然是在设计和塑造竞争。电信行业的几次分拆和重组，都沿用这种思路。其实，竞争从来不是设计和塑造出来的，关键是禁止歧视性进入规制，以及政府逐渐退出利益链条。从当前看来，后者可能是引发新一轮“国进民退”潮的重要原因。部门利益以及依附于此的集团利益，不愿放弃依靠行政垄断权力以获取巨大潜在收益。为了维护国有资产的权益，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被迫以强化垄断来自我获利；垄断性国有企业亦可能会利用这一点来“挟持”政府，集体反攻民营企业。
新一轮“国进民退”潮，重新成为横亘在中国经济改革征途中的一道新命题，将中国置于一个特殊的关口。垄断行业壁垒迟迟不能打破，来自国企和政府方面的压力正向民企急速聚拢，让民企颇有随时倾舟之险。进一步扭转利益分配和利益保障失衡的倾向，这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成败，关系到改革能不能继续唤起人们的信心。因此，决策者应当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用刀削掉自己多余的把儿。唯有解决此一新命题，中国经济方可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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