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市场化边界：哪些领域不能市场化

　　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真的到了思考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但不是极端地否定或承认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辩证地思考市场化改革的边界问题：是不是所有领域都适用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在不同的领域应达到怎样的程度？

　　本报记者 牛智敬 发自上海

　　在中国改革进入第28年时，一场关于改革成败的讨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这场始于学术界的争论，一度被上升到针对市场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对立的高度上，并被称为改革开放历史上“第三次思想大讨论”。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改革方向不能动摇。此后，“改革成败”的争论逐渐演变为探讨中国改革下一步该如何“落子”的讨论。

　　事实上，这场争论并不是学术界空穴来风，其所基于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亟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拐点上。各方的分歧在于：市场化改革的边界在何处，帕雷托最优是否意味着市场化改革范围的无限扩大？

　　寻找市场化的边界，从来都是中国改革中争执不休的话题。但当市场化改革真正触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时，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就陡然增加，争论也就显得更为激烈和泛众化。

　　市场化边界的确定，应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利益基础上，并为改革创造持续快速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成败”的争论，最早聚焦于国企改革。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和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关于科龙改制是否存在国资流失的论战，成为最初的导火索。其后，随着中国经济更多显性问题的浮现，争论逐步拓展到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贱卖，医疗、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等问题上，并上升到过去的改革是成是败的高度。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波动前进的过程。从最早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随后的企业改革，政府一直坚持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方针，推动这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仍然存在各方面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这场复杂而曲折的改革毫无疑问正延续着正确的改革方向。

　　在大多数国外学者看来，中国过去28年的改革显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奇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胡永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应该承认，28年的改革是很成功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其他不少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很成功，比如近年来的马来西亚和泰国。所以，清醒地看，中国在这方面并非一个特别的案例。

　　当然也有海外学者认为，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顺理成章。英国米德萨斯大学经济系主任姚树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因为当初的贫穷，所以现在中国的改革成果才值得称赞。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在那样的基础上实现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且现在仍保持全球领先的速度，这是令人惊奇的。尽管现在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大的趋势。

　　如果为之归纳一个经验，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应是改革能够平稳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

　　胡锦涛在参加今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胡锦涛当时还表示，要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

　　否定市场化还是寻找边界

　　客观地说，中国经济能真正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还是从1992年开始的。此后的14年中，中国改革触及了社会元素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如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到了金融改革的前面。在此之前，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往往被当作改革最后去攻克的堡垒，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国家金融安全方面和为国有企业改革承担成本的考虑。

　　也正是因为各个行业都力求探索市场化的道路，协调发展的问题逐渐在10年后，也就是2002年之后显露出来。财富分配不平等、能源消费瓶颈等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在国内学者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但这一轮争论由于网络和平面媒体的传播效应，呈现了泛众化的特点，也出现了一些过于极端化或“上纲上线”的观点，要么彻底否定市场化，要么坚持市场化改革全能论。

　　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真的到了思考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但不是极端地否定或承认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辩证地思考市场化改革的边界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用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在不同的领域应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寻找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究竟政府该提供多大范围的公共产品？有学者认为，由于1992年开始的这一轮改革中，政府过多地从公共产品领域撤出，导致了市场化的泛滥。

　　现在看来，加强对社会平等机会的建立、均等财富分配的改革以及提升基础公共服务，都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这些都远非市场化改革所能承担的内容。

　　英国北安普敦大学中国与转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桑德斯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他的观点是，中国要保证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处理好财富分配这个问题。

　　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姚树洁教授。在姚树洁看来，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还将保持高速发展，主流应该是好的。但地区发展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压力，还有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将是需要直面的问题。

　　胡永泰则认为，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中国最重要的是贫困问题需要进一步着力解决。不同地方的贫困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在最贫困的地方，要加快城市化和移民到其他地方。

　　对于如何解决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姚树洁教授则认为，更主要的是为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服务，比如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可以给低收入人群，甚至更广泛的人群提供基础服务，这是最经济、最有效减少收入差距的手段，相比减少税收和转移支付来说，效果会更好一些。

　　胡永泰教授认为，财富的不均等还体现在改革机会的不均等。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比如对外国私人企业和对国内私人企业的待遇是不同的，金融领域的准入方面，二者的待遇就不同。完善公平的法制建设是一个必须要走过的路。

　　桑德斯教授则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政治和经济是有内在联系的，在此基础上，必须确保财税制度从广泛意义上能实现一种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

　　“我也注意到，中国政府最近的政策开始体现出这样一种倾向。根据我几年来的研究，总体来说，中国的税收政策中有很多方面有些过于繁重，穷人们难以承受，而整个财税体系往往让富的人更富，穷的人更穷。这是一个首当其冲要解决的体制性问题。”桑德斯说。

　　如果寻找更为变通的解决办法，我们还需要将中国改革置身于更大的背景下：全球化冲击下的国际多边关系协调。

　　在长期研究转型经济学的胡永泰教授看来，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内的，更大的问题还有：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好外国保护主义带来的冲击。胡永泰认为，发达国家日渐对全球化感到了恐惧，尤其是中国这样大国的快速发展。

　　事实上，现在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那么紧张，是有其特殊性的。上世纪韩国和日本的崛起，美国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恐慌，主要的区别在于三点：1.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概相当于当时韩日的两倍，如果加上印度，就有三倍，这相当于给美国增加了三倍的挑战。2.速度方面，中国最近几年在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高附加值产品的竞争力增强了，这使得美国的中产阶层感到了压力。3.美国的包容性也在下降。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家感觉没有必要像当初那样扶持新兴的亚洲国家。并且，现在美国经济学界也出现了分化。

　　“此前萨缪尔逊有个理论称，全球化贸易能取得‘双赢’的结果。但前几年他改变了自己的模型前提，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全球化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胡永泰说，“这个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西方学术界目前在全球化问题上的观点分化。”

　　胡永泰建议，中国改革的下一步问题应在全球化的多边框架下解决，寻求更多的合作和利益制衡。

　　市场和政府的边界

　　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并非简单的资源配置和调控关系。公认的观点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为其提供最基本的运作平台，政府需要保证大多数公众的基本利益。

　　关于市场化的争论最终达到高潮阶段，是针对教育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激辩。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银行去年合作的一份报告，得出了中国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成功的结论。随后，卫生部官员关于公共卫生状况的披露，也在侧面加速了争论。

　　开始于1992年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经历了14年的探索后，开始呈现出过分市场化的弊端。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经济原因，2003年全国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医疗。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教育领域。

　　事实上，很少有市场经济国家过早地将市场化改革引入公共医疗和教育领域。一方面这是基于政治考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基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部效应的理论决定了公共产品的投资应由全体纳税人的代言人——政府来承担。

　　胡永泰教授认为，在医疗和教育改革领域，保证基础医疗、预防医疗及全民公平的基础教育权利，是中央政府应该做到的。“中央政府一定要增加投入。当然不一定是投入在建设上，可以投在如教师培训、医生培训等领域。同时要加强对一些疾病的预防，确保基本的医疗服务。”胡永泰说。

　　姚树洁教授认为，现在一些中国低收入老百姓感觉自己很脆弱，主要还是因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没有安全感，心理承受能力很低。他甚至以当初自己父亲在国内治病的经历举例：“我父亲当初治心脏病需要花费几十万元，如果没有一点基础，一般家庭是很难支付的。”

　　姚树洁建议，公共财政应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加大对基础医疗的投资，尤其是农村医疗的投资。教育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继续收费没问题，但收费的标准要严格控制和检查，中小学教育应该免费。

　　而牛津大学博士、英国布鲁耐尔大学讲师刘芍佳表示，“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这个思路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市场化必然带来定价问题，但人的生命如何定价？英国是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但其医疗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刚开始出现，并且还进展缓慢。”

　　这一观点得到了桑德斯教授的认同。

　　“我认为市场当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可否认，市场化在过去的30年里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正所谓有得必有失，尤其是失去了一些最应该保留的东西。”桑德斯说，在任何社会，我们必须分配有限的资源，如公共卫生、教育、廉价房屋等。在这些领域，由市场来分配资源不是让不平等得到缓解，而是更严重了。

　　“因此，我认为引入的公共体制应该更多地符合社会公平的价值观，而不是简单地把市场机制引入所有领域。”桑德斯仍旧以英国为例，“我们有免费的卫生医疗、教育体制，但由此带来的公共财政支出也是十分巨大的，这是以高税负、高经济增长和高国民收入为前提的。”

　　农村地权慎行市场化

　　实际上，要不要市场化改革的争论还进一步延伸到了农村土地制度领域。有观点认为，允许农村土地进行自由转让，应该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但事实上，在一个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环境下，贸然实行市场化的土地制度显然容易带来社会的不安定。

　　桑德斯教授认为，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并不是必要的。目前来看，中国的农民对土地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他认为，现阶段不应该让农民拥有这种买卖土地的权利。因为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被市场化，原本很弱势的农民很可能会连土地也没有了，而那是他们的一切。当下中国禁止土地买卖，起码还提供了一层社会保护。因此，他不赞成中国引入土地所有权转化和与此相关的价值交换机制。

　　姚树洁教授认为，即便中国的土地制度以后会发生改变，但现在明显还不到时候——这需要建立在大多数农民已经有了相对安定的非农产业工作，或者当农业收入只占整个农村收入很小的比例时。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改革。

　　胡永泰教授认为，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比，更重要的是农村合作医疗，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不是说土地私有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桑德斯表示，他支持增加农民在土地使用方面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利。“很明显，已经有大量的土地在只有很少赔偿的情况下被征用，而那些被征地的农民通常是那些最穷、最弱势的群体。”

　　他同时承认，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没有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在他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大一些，同时削减地方乡镇一级的政府的权力。“在和中央政府以及当地百姓的关系中，地方乡镇一级政府似乎都有些强势，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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