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是什么

　　◎ 张曙光

　　2005年的中国经济在高增长、低通胀中平稳地走过。经济增长率达到9.9%，消费物价上涨1.8%，就业状况也有所改善；国际收支保持了较大的顺差，整个经济运行比年初人们普遍预期的要好。

　　2006年的中国经济会怎样发展？普遍认为，仍会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但分歧也很明显，主要是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增长动力靠什么，是稳投资、紧投资还是松投资？

　　要对今年的经济走向做出判断，需要对去年的经济运行做些进一步的分析。由于按支出法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要经过一系列调整才能最后确定，目前还得不到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只能根据贸易资料进行推算。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普查后调整的GDP数据，2004年中国的经济总规模达到159878亿元；最近又发布了2005年统计公报，2005年的GDP达到182321亿元。在新增加的22443亿元中，货物净出口(1018.8亿美元)比上年(319.8亿美元)增加69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669亿元，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25%，成为拉动2005年经济增长的一大力量。剩下不到75%的份额是投资和消费增长做出的贡献。

　　国际

货币基金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4.3%，保持了2005年的增长态势，世界银行的预测(2.9%)稍低一些。这就是说，2006年的外部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人民币缓慢升值和贸易磨擦加剧，中国的出口增长会回落，进口增长会加快；有人估计前者会回落到15%，后者会加快到40%，这样，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是一个负值。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从历史经验看，贸易的波动是很大的，就是2005年，进口增幅同比减少一半多，从36%下降到17.6%。但从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看，如果没有重大事件发生，2006年的进口不会大起，出口也不会大落，保持20%-25%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今年1月份的情况也预示了这一点。按此计算，净出口在892.5亿-1603.6亿美元。如果取中间值，则是1248亿美元，比上年净增299亿美元。如果今年的GDP增长9-9.5%，贸易的贡献度将为13.8%-14.5%。也就是说，2006年经济增长的85%以上要依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由此可见，要保持今年

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消费的增长要有所提升，投资的增长也不能放慢；但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和优化，增长质量需要改善和提升，这是形势使然。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是否恰当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政府明确提出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操作。

　　从货币政策看，2005年M2增长17.57%，比年初计划调控目标高2.57个百分点；M1增长11.78%，比上年末低1.8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加2.35万亿元，同比多增871亿元，呈现出一种“宽货币”的态势。央行对今年货币政策调控的预期目标是，M2和M1分别增长16%和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基本保持了2005年的态势。不过，这并非央行的主动选择。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是由于汇率浮动幅度过小，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不仅货币投放是被动的，央行实际上决定和控制不了M1和M2；而且对冲操作也是被动的，现在更是到了央票的集中兑付期；与此密切相关，二是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大，货币市场利率偏低，加剧了银行惜贷、慎贷；再加上股市低迷和震荡，资金流到货币市场，而未进入实体经济，存贷差不断扩大，已经超过了9万亿元，M2和M1增速差距也明显扩大，这一切均说明了这一点。可见，货币政策趋紧是不大可能的，不使其过分扩张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汇率，如果能够扩大汇率浮动的区间，或者今年使汇率升值3-5%，压力也许会小一些。

　　我们反复说过，政策是重要的，但作用是有限的，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是可质疑的，切不可估计过高。决策部门要尽快确立相信市场作用胜于相信政府权力的信念。就以货币政策而论，通货膨胀集中表现为商品价格上涨，经济过热有可能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政策操作要关注资产价格；但紧缩货币能否抑制经济过热，现在还缺乏理论支持和经验依据。日本的教训是，紧缩货币刺破了资产泡沫，造成了长期和巨大的经济衰退。对于CPI，特别是核心CPI，运用货币政策调节是有效的，而对于产能过剩，能否用货币政策解决，也需要观察和研究。对于市场的波动要有正确的认识，市场的调整是正常的，给市场调整以时间和空间是必要的。不相信市场，迷信政府干预，特别是一些救火式的粗暴干预，不仅成本极高，而且负作用太大。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值得决策者认真思考，并在决策实践中真正转变。

　　从财政政策看，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2005年的税收收入已达30866亿元(不包括农业税和关税)，这就为财政政策的调整奠定了基础。财政政策有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收入政策调整的问题比较清楚，主要方向不是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较快增长，而是减税。减税的辩证法无数次证明，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结果是增加税收。减免农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符合这个方向，但数量和作用有限，且可改进之处还很多，关键还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改革。内外经济失衡加剧和外汇储备猛增的事实再次证明，应该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看来，今年修改税法已无多大希望，我们还得继续通过财政手段，用内资企业的一部分市场和利润去补贴外商。不知道这种荒唐的事情还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在所得税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增值税转型可否选择适当时机在全国推行。这也是对政府治理的一个考验。

　　与收入政策相比，支出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加重要。应当明确，提升消费并不是只有增加收入，稳定投资也并不是只能增加政府投资。如果增加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廉租屋建设、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就可能稳定和提升居民预期，使消费进一步活跃。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开始做了一些安排，如“十一五”时期计划五年新增农村教育经费2180亿元，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但这还不够，从国家财力来看，步子还可以更大一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打破垄断，活跃民间投资，允许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原来的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部门。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其实，就教育而论，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即一方面政府承担起全部义务教育，另一方面放开对高等教育的管制和垄断，中国的教育就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要知道，垄断既是造成某些部门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的重要原因，也是抑制民间投资的重要障碍。打破垄断，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既能抑制垄断部门的过度投资，又能促进结构调整。如果不打破国有部门对重要服务业和一些领域的垄断，不是千军万马挤进制造业，就是大家都炒

房地产，经济运行的过大波动就无法避免。不仅如此，解决好以上转移支付问题，不仅为减免农业税政策的真正落实奠定了基础，也为在省以下各级推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时，还为建立公共财政找到了可行的道路。

　　只要这样做了，消费会逐渐提升，投资也会趋于稳定，不仅今年的增长目标会实现，消费物价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会排除，也会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创造良好的条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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