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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某机构向公众提出一个“慈善家榜”，这个榜上的慈善家可真是了不得，其中一位捐出善款达20多亿元。这个数量如果发给全国2300万最穷的人，足以让他们的总收入一举越过国家规定的贫困线。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出现了一批富人。按过去我国的正统教育，人们很容易把他们与“为富不仁”联系起来。近些年也多有关于富人们挥金如土的报道，让人们不免对他们
侧目而视。现在有了关于富人们捐款行善的报道，相信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会逐步改变。过去也有一种“理论”，说慈善家捐款是为了逃税，我不大赞成这种说法，税收制度的设计就是应该对慈善行为给予鼓励。也许富人们捐款后会在相关基金会保持某种影响，但只要这种影响发挥得当，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一个基金会成立，发挥影响力的如果不是捐款人而是受捐人，恐怕问题更大。
尽管我们说富人行善值得赞赏，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把捐款行善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不捐款的普通人未必就没有很高的道行。富人钱多，而过多的钱按经济学的说法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如果捐出一部分钱，钱的社会效用会增大，富人也完成了一项“交易”，并从中获得了另一种福利。一般而言，在一个社区，较富裕的人会成为社区的公众人物，并且他们有可能乐意成为公众人物；在一个国家，最富有的一批人也会成为国家的公众人物，他们同样大多乐意成为这样的公众人物。他们需要社会声望，而换取社会声望的办法，不外乎捐出金钱，兴办慈善事业。在自由竞争程度较高的环境下，富人必须在市场上来满足他们对社会声望的需求。但这个市场通行“价格歧视”的原则。自由、平等、公正和安全是人的基本追求，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但看起来这还不够，穷人还应有对社会富人和政治家评价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穷人的财富，这种财富需要一种好的“变现”条件。
相反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富人不愿意捐款行善，反倒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毛病。如果富有的商人、企业家在道德恐怖的压力下惶惶不可终日，时刻担忧自己的财富被“共产”，或者他们依靠官商勾结来扩大自己的财富，财富的主体是“不义之财”，他们要坦然地向公众、向穷人“购买”社会声望这种奢侈品，也就难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种奢靡、颓废和残忍的世纪末社会景观。在这种社会里，穷人会孤立无援、无依无靠。而只要穷人没有好日子过，富人的日子最终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好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尽可能地降低穷人的生存风险。富人敢于冒风险，冒风险甚至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富人抗风险能力强，穷人抗风险能力弱，一些事件对穷人来说是风险，对富人来说不是风险。所以，穷人最需要社会的照顾，当然，这种照顾不能是随意地劫富济贫。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制度改良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得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大为减少。对于减少穷人，我们还有许多容易做的工作没有做。(作者党国英，摘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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