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矛盾凸显 宏观调控风声渐起

　　调控政策力度不会超过2004年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2%。作为“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季经济增速，这个增幅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日前，发改委公布了水泥、焦化、铁合金和铝业等行业的结构调整目标，其他行业加快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也将陆续出台。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宏观调控即将开始呢？我们将如何解决宏观调控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本报《上证 ·观察家》推出今日话题———

　　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我国政府将出台调控措施降低投资增速和市场的流动性，但政策力度不会超过2004年的措施，而且效果难以持续。毕竟此次投资反弹的力度低于2004年初，而且对油、电、煤、运的压力也不如当时大。另外，2004年的经历证明，当时大量行政措施的出台和货币紧缩只使投资增速在二季度有所回落，三季度全面反弹，全年GDP达到10.1%。

　　目前从政府公开表达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也表明，政府认为目前经济偏热的程度不如2004年。2004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当时经济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信贷投放增幅过大，造成煤电油运供应趋紧。”但今年4月14日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发出的措辞则要温和得多，认为经济运行中突出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货币供应量偏高，信贷投放偏快，对外贸易结构性矛盾突出，强调要继续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注重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突出问题。

　　在消费需求短期内难以大幅拉动和汇率升值幅度较小的事实下，国家无法同时解决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两对矛盾：一旦投资增速大幅放缓，进口需求下降，外贸顺差上升，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投资增长长期快于消费可能造成将来产能过剩，金融风险增大。政府将在这两个都不理想的状态间作出选择。

　　中国宏观调控思路方式谋变 新一轮调控将更注重市场化手段

　　□乐嘉春 博士

　　当今年第一季度GDP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国家是否应当再次进行宏观调控的议论也再度兴起。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过热与物价指数低位运行及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由此增加了宏观调控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因而，如何寻求新的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

　　调控在某种程度上失灵

　　自2004年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可以说已显示出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灵或失衡。究其原因在于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导致了宏观调控缺乏协调性和有效性。我们不妨以房地产业为例来说明。有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泡沫现象在认识上有偏差，以为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或手段如推迟高档房产的入市步伐来阻止大型城市中房价的有序调整，结果是房地产价格依然持续上涨。另外，对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外资大举进入房地产市场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中国房地产市场犹如一个不设防的灰色地带，导致外资成为推升中国房价的一大刺激因素。这说明，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政出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展开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科学发展观已成为一个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纲领，但目前地方政府仍没有将这一原则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不少政府官员依然将GDP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首要目标，资源(包括资金、支柱产业等)的争夺之战也越演越烈。由此，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偏快，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样，一方面是导致了贷款增长明显加快，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些物价指数的低位运行。

　　制度性改革严重滞后

　　导致宏观调控效应弱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性改革严重滞后。例如，我们明知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依然没有对“强接售汇制度”实施有效的改革。外汇风险压低市场利率的风险越来越显著，但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却迟迟不提升利率。相反，低利率的风险又导致了贷款成本偏低而刺激了人民币贷款的快速增长。这说明，如果我们不进行一些制度性改革，那么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可能是趋于短期目标的，对类似投资增长反弹的调控失灵是必然的，同样也难以改变目前依靠出口及投资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现在，当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过热与核心物价指数较低及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之间的突出矛盾时，尽管目前经济数据显示有必要采取一些紧缩性措施，如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控制信贷及投资过快增长等，但我们认为不应该再纠缠于目前是否要强化宏观调控的简单命题，而是要对宏观调控之所以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灵或失衡进行积极的检讨。

　　宏观调控要有长期目标

　　对此，我们应该树立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目标，不能让宏观调控流于短期目标的形式，这样的话，不仅会造成经济的短期波动，而且也会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利用。可以说，并不是宏观调控的政策或目标不灵，相反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利益之争或制度性改革滞后等因素导致了这些政策或目标没有被真正落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要解决中国宏观调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要继续加快制度性改革进程，由此来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其次，要杜绝部门或地方利益的干扰，建立起一个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强有力的协调部门，不能放任一些利益集团假借市场化名义“行”经济寻租的非市场化行为。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宏观调控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当然，我们认为，关键还在于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任何忽视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理念与行为，都会由于掺杂着各种利益之争的不平衡和矛盾而导致宏观调控的失灵或失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教训。所以，寻求中国宏观调控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关键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路和方式上来一次重大的革命性变革。

　　一系列经济数据使得市场对中国新一轮宏观调控表示出强烈担心，但高盛昨日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新的调控政策将更加重视市场化手段，而且将会以保护内需为前提。

　　此外，高盛的报告仍对中国维持积极投资的观点，认为尽早采取政策调整将增强政府健全的周期管理可信性，因而有助于延长此轮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

　　该报告作者，高盛(亚洲)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表示，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及信贷增长强劲令许多投资者对潜在的政策收紧感到担忧，目前的宏观问题及风险与2003-2004年的“过热”非常相似，而且政策挑战均是源自人民币低估。

　　在这篇题为《中国当前宏观问题与2004年比较分析》报告中，梁红预计中国2006年真实GDP增长率将达到9.6%，CPI通胀率为2.2%。梁红表示，此轮政策调整，“如果力度过小或时间过迟，风险都将更加累积”。她还强调，“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个问题上，情况同样如此。”不过她也表示，与2004年初的宏观调控相比，监管层此次将会做得更好。

　　梁红预计紧缩政策调整将在周期的初期开始，但更加注重市场化手段，即通过更多依靠基于市场的调整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

　　(本报记者 禹刚)

　　高速增长GDP包含更稳定因素

　　一些海外经济学家表示，中国政府今年不太可能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控制经济增长。原因是通货膨胀率还较低，并且目前的增长并非只集中在出口、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增长实际上还反映了国内消费的提升。J.P.摩根的经济学家表示：“我并不期待中国政府采取任何激烈措施，因为他们对高速增长感到非常满意。”

　　在200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了交通基础设施不足的掣肘，港口、铁路都显得过于拥挤。但是，由于现在这些部门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新的

高速公路、铁路以及港口建设将能容纳更多的经济增量。亚洲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Noble G roup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埃尔曼称，货物的港口滞延的问题在过去的18个月中得到了解决。

　　海外经济学家还认为，2003年，中国的银行贷款曾经飞速膨胀，这种局面在2004年得到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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