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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彭兴韵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4月22日在第二届金融改革论坛上指出，截至2005年末，我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到4万亿元。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到2005年底，我国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了20.68万亿元，涉农贷款不及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五分之一。从增长率来看，“十五”期间，我国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年均增长24%，而同期我国涉农贷款年增速比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年增速低12个百分点。涉农贷款的低增长率，与银行难以抑制的信贷冲动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中央一直强调要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政策取向有些格格不入。
与一般工商企业的贷款相比，涉农贷款的风险和贷款的单位成本更高，这降低了金融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预期收益。由于商业银行经营人员的考核与任职升迁等都与利润和资产质量挂钩，因此，金融机构在资产配置时，在追求风险最小化和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商业原则下，由“嫌贫爱富”而“弃农从商(工)”也是顺理成章的。不仅如此，1980年代初，成立国家专业银行后，它们都至少设有县一级支行，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它们纷纷撤并了很多效益不佳、冗员过多的县一级支行，结果给县域金融服务留下了一片盲区，涉农贷款更显金融供给上的瓶颈。
毫无疑问，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急需增强。过去，中国在金融供给上忽视了农村与城市、农业与现代化的工商业以及中国幅员广阔的地区之间的差异，而代之以统一的金融供给制度模式，结果，农村不仅难以获得贷款，还通过邮储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入资金；通过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聚积资金，然后投入了城市具有更高预期收益的其它行业。所有这些都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农村资金供给雪上加霜。现在，政府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改革大一统的金融供给状况，而代之以更加适合农村地区的金融体系，例如，邮储的改革、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等。随着这些改革的落实和深入，涉农金融供给的不足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改观。
但是，仅仅就金融而金融的改革是不够的。鉴于涉农贷款难归根到底是由农业贷款的高风险所决定的，因此，解决之道在于如何降低涉农贷款的风险，让涉农贷款成为更多金融机构的自觉行为。
涉农贷款的风险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是紧密相联系的。在统计上，涉农贷款的增长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正相关的，例如，2004年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就引诱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向了农业，而此后粮食价格上涨率的大幅下挫又伴随着涉农贷款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因此，稳定涉农贷款需要政府采取措施稳定农产品的价格。《史记》中的“平准书”早就阐释了“以丰补欠”的调控思想，然而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很难让农民在年丰价低时能把农产品暂时囤积起来，以待有利的市场时机，因此，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平抑价格波动的影响是必要的。其次，自然灾害也常常增大涉农贷款的风险。解决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需要有完善的农业保险与保障措施。然而，中国的农业保险极端落后。因此，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民提供风险补偿机制，对提高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积极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中国农产品的价格与产量在相当程度上遵循着“蛛网”循环理论，结果造成了农产品价格与产量的过度波动。农民之所以总是难以摆脱“蛛网”的束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没有未来价格的准确信息，总是建立在对过去的经验判断之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办法之一就是发展“农产品经纪人”。农产品经纪人是农民和市场之间应有的一个中间环节，他们掌握大量市场信息，可以较好地预测市场行情，并有能力承担市场风险，通过开展农业信息咨询、发展订单农业等业务，能够获取更高的收入，同时也为农民和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分散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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