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寻找中国的卡耐基

　　记者 兰红 上海报道

　　胡润的每一次出场，必定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富豪们的新视角和新的口水战。哪怕这一次，他为这个乐善好施的国家带来的是慈善榜，仍然不可预计地陷入纷争。当然，他很清楚围绕在他身边的那片质疑声；他也知道，那些人在质疑什么。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转动着手上的杯子。咖啡厅里音乐舒缓，跟着曲子，他的身子甚至不安分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这是一个珍视现在处境的人。他很容易地适应了刚刚进来不到两分钟的室内环境，并且用那双蓝色的眼睛，习惯性地对面前的人进行了瞬间的判别。只是，他已经适应了的中国，会不会让他找到一个新版的卡耐基呢？

　　中国人也做慈善吗？

　　南都周刊：4月18日，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和《公益时报》联合发布了一份中国慈善榜，和你4月11日发布的慈善榜相比，我们发现同一个人的捐赠数额差距非常悬殊，排名也不一致。这是为什么？

　　胡润：是有很大差别，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在计算捐赠款项的时候，不仅计算现金，也计算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比如余彭年捐赠的20亿元，这部分现金和财产，不能抵押，也不能贷款，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数字是有效的。在杨澜和牛根生身上，也是如此。第二，我们公布的是累积了3年的数据，而他们的数据以去年为主。

　　南都周刊：这也是你第三次推出中国慈善家排行榜，2004年推出这个榜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胡润：1999年，我决定和朋友们一块做一份“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有这个想法的第二天，我就在考虑，我该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这些富豪们呢？在国外，找到富豪的方法很简单，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比如，比尔·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可是，1999年，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

　　2002年，我的一个朋友重提此事。可我们发现，时机还是不够成熟。没多少人真正在做慈善事业，捐款数字太小，而且互相没有太大差别。2004年，我们动手了。然后，一年一次地继续着。

　　南都周刊：三年时间过去了，有哪些变化让你记忆深刻呢？

　　胡润：之间有什么变化呢？我想是数字越来越大了吧。今年触动比较深的是碰到了余彭年。以财富总数来说，有多少中国人能上全球财富500强呢？但按照美国《商业周刊》的统计数据，余彭年的捐赠额度放在美国也能够排在前30位。

　　这不仅让我惊讶，让国外媒体也惊讶。这两天，我刚接受CNN的采访，他们疑惑：中国人也做慈善吗？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啊，中国人吃穿住用行，应该样样都归国家管，为什么还要做慈善？

　　杨澜的5.5亿怎么算的？

　　南都周刊：事实上，中国人也很惊讶。比如，很多人质疑，杨澜真的捐了那么多钱么？你能否跟我们透露一下，你到底怎么计算出来呢？

　　胡润：我们的做法其实和《商业周刊》、《泰晤士时报》没什么差别。无非三条途径：找慈善机构、找企业家本人、找公开消息，比如财务报表。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核查从这三个渠道得到的数据。如果说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主要是我们将具有法律保护效应的承诺数字也算进去了。

　　比如杨澜，她把自己所持有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股份的51%承诺捐赠给慈善事业。目前为止，这51%有法律保护，大概值4.5亿元；加上杨澜以前做的慈善事业，有1亿元左右，所以，加起来，她的慈善款项有5.5亿。

　　南都周刊：如果每一个人的捐款数额都要经过核查，那么，做完一份榜单，你大概要接触多少位企业家呢？

　　胡润：坦率地说，很难分清楚我是为了做慈善榜还是百富榜才去接触他们的。只能说，我们每天要接触很多人。有媒体说我们大概接触了2500人，或许比这还多也不一定呢。

　　当然，不是所有上榜的人，我们都接触过。比如排名第六的赵汉青，从中国人民大学的官网资料看，他捐了1亿元给校方建教学楼，可是他本人不愿意出面，中国人民大学方面也不愿意提供他的联系方式，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他。但那笔捐款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他放在榜上了。

　　南都周刊：看来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上慈善榜。除此之外，这些企业家们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胡润：反应倒是蛮有趣的。有些企业家不配合百富榜，却很配合慈善榜，比如，李金元、许荣茂；但有些企业家却恰恰相反，比如楼忠福。他们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我想，或许是他们信佛教、信道教的缘故吧。

　　中国的慈善大王在哪里？

　　南都周刊：从百富榜和慈善榜的数据对比中，也有很多问题耐人寻味。比如，为什么更多的知名人物没有捐赠？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慈善者越来越多呢？

　　胡润：慈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三角关系，涉及到企业、慈善机构和政府三方的责任。对于身在其中的企业家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应该先把慈善做好，还是先把企业做好？

　　我们拜访过的一家企业，拥有2万多个员工，每年纳税1亿元，他们也在为这个问题困扰。我认为，企业对社会最大的慈善是创造就业和缴税，做慈善并不是企业必尽的义务。所以，不需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不如，慢慢来。

　　南都周刊：中国是否有可能产生像卡耐基那样的慈善大王呢？

　　胡润：非常有可能。卡耐基的特征是什么呢？他是全球首富，于是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慷慨的人。在中国，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穷人把所有的钱捐出去，从而成为卡耐基。要成为卡耐基，必须先把财富累积上去。这一点，我对中国很有信心。

　　南都周刊：除了财富积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需要做的？

　　胡润：在中国有一个问题，人们对慈善机构不是那么信任，他们总是担心这些机构会从中克扣一部分的钱。这些机构真的很年轻，虽然有一些机构历史悠久，但开始正常运作也就是1994年的事情，他们在人才、系统和品牌信任度上，还做得不够。在这方面，不妨学学国外的经验——除了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之外，企业捐赠的时候，可能会另外给慈善机构捐一笔钱，以保证它正常运作。

　　另外，让民间慈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最近，我和德国一位知名企业家Florian Langenscheidt交谈时，他的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民营慈善机构往往能够用1块钱，便能够完成政府需要花费3块钱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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