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大国博弈(上)

　　本报评论员 王梓 主持

　　4月18日到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美国。面临一系列经贸摩擦的中美关系迅速冰雪消融，并呈现新的局面。

　　胡锦涛19日中午在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工商企业界和友好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的 题为《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的讲话指出：中美建交的1979年，双边贸易额只有24亿多美元，而2005年则达到2116亿美元，增长了80多倍。现在，美国在华投资的项目有49000多个，实际投资已超过了510多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

　　基于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对贸易不平衡、

人民币汇率、保护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关系两国利益的问题上采取了“高度重视”的态度，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深化双方的互利合作。此前一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团赴美参加第十七届商贸联委会，签下160亿美元采购大单，并在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与美方达成共识。

　　当然，处理中美两国关系还不能局限于经贸领域，两国尚需要立足长远的战略性思维。从去年9月21日佐利克全面阐述中美关系并提出“利益相关者”的新概念之后，两国正面临新形势下大国关系的重新定位。

　　近期，邀请了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张向晨、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社科院亚太所副所长张宇燕、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隆国强、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姚枝仲博士在大国博弈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视野下，论辩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本期刊发论坛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下期论坛刊发)，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83期。

　　(21世纪北京圆桌2005年关于改革和开放的辩论选集《第二波：转轨中国的二次革命》已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论坛回音壁详见36版，欢迎广大读者就论坛相关话题发表见解，并请注明姓名、所在城市和具体联系方式。)

　　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

　　《21世纪》：您认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定位今天的美国？

　　张宇燕：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六十年前在做驻苏联使馆参赞时，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封八千字的电报，后来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发表。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奠定了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基础。照葫芦画瓢，我目前也在写一篇文章，题目叫《美国行为的根源》，打算用类似的手法分析一下美国，看看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首先让我们来简略地考察一下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美国文明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的宗教情怀浓厚。表面上看美国好像十分尊重多元主义，但骨子里却有着一种把美国文化变成一种普世文化的宗教冲动。这一点多少可以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两部著作中得到验证。

　　第二，美国人对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很自信，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非常自信。这种自信又主要来自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科技金融实力。美国冷战期间“成功”遏制苏联的基本依据之一，便在于他们对自身制度之效率的自信，相信能够通过遏制、而不是诉诸武力来战胜对手。凯南当年提出了断绝与苏联贸易和投资往来以求孤立苏联的策略。美国割裂与苏联的经济联系，又使得遏制战略的实施成本大大降低。据此凯南坚信，低劳动生产效率不足以维持苏联的体制，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一定会垮台。

　　第三，美国人在信奉基督教的同时又坚守着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哲学。借用钱满素教授在《美国文明》一书中所做的概括，美国实用主义的精髓有四点：以人为本的经验主义；思想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真理是有效的假说；社会渐进的改善主义。敬畏上帝和寻求实在利益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两大目标。一切选择或行动，包括对上帝的侍奉，都要讲求工具性和效率。所谓“理性经济人”假定和成本收益分析长年来一直主导美国主流经济学，并且渗透到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都和美国拥有肥沃的实用主义土壤息息相关。在许多场合，原则也是要为利益让步的。这种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布坎南写了《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

　　第四，美国社会政治体制得以运转的动力和润滑剂是形形色色利益集团。抽象地说，社会集团有两大类，即广义的商人集团和广义的官僚集团。尽管存在交叉，但社会政治制度大体上还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僚集团控制商人集团，另一类是商人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现代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看，美国是个商人集团主导官僚集团的国家，其政策多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当然，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也会成为政策制定或执行过程中的掣肘。这也恰是麦迪逊当年写《联邦党人文集》时面临的两难：既要保障自由，又要把利益集团可能造成的损害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上。

　　第五，美国的利益与现行国际秩序或制度高度相关或敏感依赖。制度可以分为中性和非中性两类：中性制度意味着制度对大家一视同仁，人们在中性制度下的受益或受损情况大体一样。但遗憾的是这种制度比较少，而绝大多数制度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在同一制度下不同人或人群的损益情况各有不同。当今世界主导全球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据此，这些国家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人们常说的美元霸权，便是美国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谋取利益的典型事例。

　　以上就是我对美国的大致看法。讨论中美关系这个大题目，恐怕首先需要回答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毕竟，美国的精英层在对华政策上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那就是中国。

　　王建：中美如果是一对矛盾的话，我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美国。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美国。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和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都不一样，从物质资本主义转向了金融资本主义，表现是谋求货币霸权或者金融霸权，保持货币资产的强势，同时用货币资产和生产物质产品的国家交换。这样的资本主义生态出现了一个新特征——长期贸易逆差。

　　美国从1981年到现在一直是贸易逆差，而且数额越来越大。今年1月份贸易逆差是685亿，2月份是675亿，虽然少了10亿美元，也是历史第二高。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就是靠资本项目的资金流入来补充，资本项目的资金流入就是资产的输出，靠资产输出换来货币支付经常项下的逆差亏空。美国率先走入了虚拟资本主义，许多国家比如英、法、意大利等国家也紧随其后。

　　它们在不断步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过程中，都需要用自己货币形态的资产换取实物产品。谁的货币强，谁就能够获得全世界物质产品的净剩余。从这点来说，美国现在占了先机。因为，二战以后美国确立的霸权地位一直很稳固，甚至在1970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世界对美元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过去，美元地位强大是因为制造业，后来是因为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

　　张宇燕：王建教授讲的美元霸权问题，我总体上是同意的。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决策层的首要目标是追逐国家层面的财富。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准确说是通过向全世界收取广义铸币税的办法，对外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对内维护现行精英统治的合法性。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是靠所谓“大金融”来挣大钱的。

　　我隐约觉得，我们对大金融的注意不够。目前随着伊朗“核问题”的不断升温，出现了各种美国可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猜测。顺带说一句，我原来对这类猜测不大重视。但听到伊朗总统内贾德提出伊朗石油出口不再以美元而代之以欧元计价时，我的忧虑急剧增加。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施行之日，恐怕会加剧局势的紧张。

　　张燕生：首先我认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还是各自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要维护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球霸权地位，而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要赢得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发展环境。

　　第一个方面表现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美国贸易代表也讲到，中国加入WTO以后，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美国，这是不公平贸易产生的结果。事实上，全球化为世界带来分享中国丰裕的人力资源及其他优质要素的机会，吸引全球中低端制造环节投资中国，增进了全球整体的经济福利。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将改变全球格局，形成中美利益冲突的一面。

　　第二个方面是东西方价值体系的差异。美国人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看待问题，认为中国也是这样，但其实并非如此。不难发现，在中美两国的很多冲突中，反映出的实际上多是价值体系导致在国际行为中的准则和行为轨迹不同。比如中国倾向于后发制人，而美国看重先发制人、以牙还牙。

　　第三个方面是中美之间由于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而导致的冲突。这方面，中国一直强调要在不同的社会根本制度下，共同维护全球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实际上要面临许多问题。

　　更加成熟的中美经贸关系

　　《21世纪》：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您如何分析这种分歧？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张向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关系尤其在经济方面更成熟了。这也有三个标志。第一，双方解决经济问题有了更好的机制和渠道——中美商贸联委会。它从2004年升格为副总理级，由吴仪副总理对应美国的两个部长，集中解决中美商贸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是很有效的。2004年当年就解决了一些问题，今年的会议刚刚结束，美国对其取得的成绩和进展给予了正面评价。这个机制使两国能够从整体利益来处理之间出现的问题，这种沟通是国家间的，并不是某个政府部门间的，是一个整体的渠道机制。

　　第二，双方的企业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参与更多了。以前是出现问题政府之间谈，现在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会对政府出台的政策积极地提意见，因为这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政府代表本国企业，如果能同时听取外国企业的意见，制定出的政策就会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国际规则，从而减少贸易摩擦。比如说美国的中国商会，它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征求美国企业的意见，然后向中国政府提出来；同样，中国也在美国成立了中国总商会，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贸易遇到问题时，它出面与美国政府讨论，这样就增加了一个新的渠道。这样的参与机制使得政府间的沟通更通畅，处理问题更理性，更有针对性。

　　第三，加入WTO之后，中美双方有了一个更好的、更中立、更客观的平台来处理贸易纠纷。过去遇到纠纷时，只有依靠双边谈判，无非是比谁的力量强。而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就会互相报复，这样就可能爆发贸易战。上世纪90年代，中美几次濒临这种危险。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问题，贸易战一触即发。

　　现在有了中立的裁决机构和客观的专家小组来裁断，这样会避免双方贸易纠纷升级，避免报复和反报复活动。一旦两国贸易出现问题，可以去WTO讲理，如果对裁决不服，还可以上诉。此外,WTO的整顿解决机制带有强制性，如果不按裁决执行，组织可以授权别的成员国给予报复，这种报复是合法的。WTO的规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认可的，虽然美国在执行裁决方面记录不是很好，但不是说他拒不遵守。这个体制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得到了各国的认可。

　　姚枝仲：对于中国统计贸易差额比美国统计的差额小的问题，现在基本上有了共识。差额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计价不同，中国出口到美国和美国算进口差5%，反过来也一样，这就造成了价差；其二是转口贸易，中国产品很多通过香港转口，计算时需要把香港的毛利抛除掉，但是抛除掉毛利以后还是扩大了差额。因为中国转口的是加工贸易，获得劳务收入，一些亚洲国家在中国加工后出口到美国，一部分贸易顺差就转移到了中国名下。另外一部分顺差来源于外资企业，现在国际贸易统计都是以跨国境为标准，通过国境就算国际贸易，这里存在国民贸易问题，通过中国国境到美国，并不一定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贸易。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应该计算为是外国人和美国人的贸易、美国企业和美国人的贸易，这些都要排除在统计之外。另外，还要加上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生产，然后在大陆销售的那一部分。而从GDP和产地原则，过渡到产权原则，贸易差额就平衡了。现在根据估计数据统计的结果基本平衡。按原来的方法估算2004年贸易顺差是800多亿，按产地原则估计，不包括亚洲转移过来的顺差，差额只有10亿美元。

　　张燕生：关于现在中美贸易差额问题，薄熙来部长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按跨国公司的权益来计算，美国对世界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如果是以货物贸易差额来看，美国确实有巨额的逆差。这个逆差既与美国现行的过度进口、过度消费的增长方式有关系，也与美国经济结构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和服务领域，而美国对这些高端制造的出口有严格限制密切相关。其次，我认为，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全球化的结果，如果说让中国强制性实现平衡的话，只有中美双方都做出一些扣除。比如美国在中国投资的部分、日本对美的转移性贸易逆差等等都扣除掉，这时再来看贸易是否不平衡。

　　这次中美商贸联委会在解决不平衡问题时所采取的举措可以说很有意思。比如达成了《关于推动美国企业对华出口联合声明》，包括这次我们160多亿的大额采购，从目前全球经济贸易关系来看，我认为是不正常的。说到底是美国把贸易不平衡问题政治化，然后转嫁给中国。就像美国生了病，却要求中国吃药、埋单。

　　美国对中国除了不平衡问题以外，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家具、纺织、服装、彩电等中低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在这些方面如果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那最后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出口商，也包括美国的进口商和美国的老百姓。因此美国出于对人民的经济福利考虑，只是会采取高压手段，通过贸易冲突，要求中国给美国更多的让利。

　　美国也承认，在中美巨额贸易不平衡中，美国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开始，因为真正的贸易战是贸易结构竞争型的，而中美的贸易结构是互补型的。中国要想跟美国在结构上形成竞争起码要几十年以后，等中国能生产像波音、丰田一样的高端产品时，贸易战才有可能真正爆发，就像当年日美在半导体、汽车、钢铁发生的正面冲突一样。

　　张向晨：中美关系的摩擦和未来的走向，我不太同意笼统的说法。比如，说中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1992年贸易战一触即发时，有“301”调查，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审查，与此相比，现在的情况不算严重。我们要纵观历史，不能因为现在有一个

纺织品纠纷，有一个特殊保障条款的案子，就认为情况很严重。确实我们现在处于贸易纠纷的高发期，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说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贸易摩擦，这是多年的经验总结。

　　比如美国人说要把汽车零部件的案件拿到WTO解决，又怕我们生气，一再解释说这对大国之间很正常，不要有过激的反应。利用WTO解决问题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目的。如果双方都用一种理性的、平和的态度解决问题，问题就大不了。但是其中也会有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扰，任何国家从政府角度处理问题，都要考虑政治因素，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目前，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快轨授权。美国国会要对贸易问题发言，因为国会议员至少是代表一部分选民的利益，这部分选民有可能对贸易问题比较敏感，因此要考虑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国可以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但我们最后要以理性的、平和的心态，以符合国际规则的原则来处理。如果像美国某些人说要采取单边报复和征税，就是超出游戏规则了。WTO的游戏规则是：一旦加入WTO，都不能进行单边报复。这与过去没有入世时，两国不受WTO约束而互相报复、按照各自的国内法来做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加入WTO后，两国贸易，甚至制裁也好，只要是在WTO允许的范围内，中国都是承认的。但是如果超出了范围，比如纠纷没有拿到WTO处理，而是本国自己处理，中国将坚决反对。

　　总之，我认为中美关系总体上是成熟的、复杂的，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通过汽车零部件等案件，都证明了中美双方可以通过理性、平和的方式来互相调试，处理贸易纠纷。面对今后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都可以处理好。但如果美国政府因受某些因素左右，拒绝采取理性平和的解决办法，而是通过极端的，超出游戏范围的方式来处理的话，比如搞单边保护，拿“301”的大棒施加威胁，那中国也不会回避。

　　(张向晨因在日内瓦WTO总部与美欧贸易争端问题谈判的现场，未能审核。实习生葛耘娜、陈莹莹、徐丹、秦月、林琦、唐菲参与论坛组织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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