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部门需要内生性增长 现代化不是工业化

　　秋风

　　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形成了程度不等的二元经济格局：一元是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带的工业部门及与其配套的财政、金融体系，另一元则是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大多数服务业及与其配套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按说，现代经济部门理应具有更高的效率，并能对传统经济部门产生正的溢出效应。现代经济部门缺乏自我维持的能力，而需要依赖传统部门的剩余来 支持其生存。计划经济时代如此，1990年代以来似乎同样如此，尽管程度有所减弱。

　　现代化不简单等同于工业化

　　自从现代性在西方出现并呈现出其物质形态之后，在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会拼命地实现现代化。但就像杨小凯所说，这些国家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在英国，现代化的次序是，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而在后发国家，通常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再下来是法律体制等等。因而，在现代化的初期，现代化被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大陆在1950年代将其理解为重工业化，便是一例。

　　当然，工业化最初所需的资源只能来自传统部门。但从理论上说，在现代工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应当具有自我维持生存，并持续扩张的能力。然而，一直到1970年代，大陆的现代经济部门由于采用传统的计划经济，由于以国有企业为工业化主体，因而，整个现代经济部门是没有效率的。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在其《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说，1952年到1978年间，大陆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但现代经济部门却仍然在高速扩张，其动力只能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推动的，尤其是资本的贡献占了80%以上。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的平均积累率(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重)高达33%，最高的1959年竟达到41%。

　　如此高水平的资本积累，部分来自现代经济部门内部，包括国家通过控制工资水平，实行强制储蓄。根据邹至庄的估计，按照1950年的币值计算，1957年国企年均工资是503元，1978年则是445元，跌去一成多。工人的剩余全部变成了国有企业的投入。

　　资本积累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传统经济部门，主要是农村。这一点，人们已经谈论很多了。但现代工业部门对此几乎没有给出多少回报。工业部门没有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1960到1976年间，城镇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从13073万降至11342万，那两千多万人口被农村吸收。这确实是现代化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传统经济部门反而要吸收工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对于农村来说，现代经济部门存在一定的寄生性。它在不断扩张，但这种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的剥夺，并将自身的就业压力转嫁传统经济部门。

　　政府建立了完整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农村不可能享受工业化的溢出效应，而城镇却可以方便地汲取乡村的资源——智力、资金、土地等等。这种工业化真正让农村从制度上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麻烦。

　　现代经济部门才是问题所在

　　现代经济部门之所以呈现出程度不等的寄生性，因为它不是市场内生的，而主要是依靠行政力量推动成长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没有给农民，因而也可以说没有给大多数民众带来什么好出，它既没有增加高收入的就业岗位，也没有创造足够的税收让国家向民众提供福利保障。到了1990年代，现代经济部门又重演了此问题。

　　张军等人的研究表明，改革后的1979-1998年间的平均TFP (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约为2.81%，TFP 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上升到大约31%，现代经济部门的增长趋向于内生型。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中国的经济开始经历了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TFP的增长出现了显著下降。但经济却仍在高速增长？

　　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这种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低效率催生了高投资的战略，有的则认为，高投资造成了低效率。当然，很可能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低效率导致高投资、高增长、低就业，这又使得中国要维持自然失业率，就必须使经济增长率至少达到8%左右，而要维持如此之高的增长，又只能依靠高投资。

　　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所需的资本和资源从何而来的？低效率本身就意味着，现代经济部门的实际利润始终低下。因此，19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宏观形势大好而微观财务状况不良的奇异现象。但企业仍然在大规模投资。原因在于，这些钱不完全出自企业的腰包。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绩最大化，通过干预抑制要素价格。央行的货币政策压低利率，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及行政与司法不作为压低工资水平。而在资源市场化过程中，各级政府普遍压低资源转让价格。所有这些对投资者产生了极大的激励。FDI大量流入中国，就是看中了这种要素低价诱惑。

　　在此过程中，农民的确享有了大规模进入现代经济部门的事实上的自由，但由于这种自由不是法律上的，缺乏相关救济措施，因而，其工资被压低在市场均衡水平之下，他们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剩余价值。同样，本来属于农民——哪怕是村集体——的土地，其征用补偿标准被压低到市场交易价格之下，土地增值收益没有最大程度地使农民获益。金融体系也导致部分农村金融资源被现代经济部门廉价使用。

　　因此，现代经济部门所获得的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对传统经济部门、对乡村和农民的剥夺。钟伟在其关于新双轨制的讨论中估计了廉价土地、劳动力、资金所带来的福利损失。而劳动力和土地的损失，都从传统经济部门输送到了现代经济部门。

　　今日人们普遍把乡村当成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今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不仅仅在于怎样让工业反哺农业。要改变的是现代经济部门自身，应转而依靠提高效率实现内生性增长。只有现代经济部门实现了自我转变，乡村问题自然会解决，现代化才算走上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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