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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建行的税收减免问题成了热点问题。在建行(939.HK)出年报之际，公布了净利润小挫的消息，建行的解释是同重组相关税收优惠取消有关。但花旗、美林、高盛等细心的投行发现，这一解释值得商榷，他们计算建行的实际承受的税率要低于33%的法定水准。随后，国家税务总局证实了这种商榷是合理的。国税总局3月30日发布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核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2005年度，建行计税工资按166.55亿元的限额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超过限额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
建行的再次税收减免只不过是庞大的国有银行税收减免链条中的一环。国家财政几乎对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做过税收减免。实际上，税收减免是对过去银行承担社会转型成本的一种补偿。一部分成本由财政负担了，例如社会救急福利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攀升现象，大规模的价格补贴(支付价格改革阶段的成本)。另外一部分就是银行承担的，尤其在财政直接支付能力下降之后。随便举一个小例子，比如化解三角债，把企业间的扯皮变成银企间的债务关系，国有银行就投入了520亿之巨。所以，对银行坏账和银行利润进行财政冲销和税收减免，是有充分的因果责任的支持。
目前，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成本的承担大致有这么几种途径：一个是财政注资、核销、税收减免以及国有银行利用自有资本金核销，空缺口由外汇储备注入，补充资本金不足。这种方式非常直接地就消灭了需要承担的成本；一个是中央财政用对金融债券的担保，后者例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国有银行发行了10年期8200亿金融债，这8200亿由中央财政担保的；另外一个就是央行用再贷款、央行票据等置换不良贷款的行动，当然，这个行动的背后还得由中央财政担保。
央行的办法是“后摊”法，即将改革成本分散到后续改革阶段逐渐摊销。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后摊”法造成了大量隐性负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央银行负债代替了中央财政负债。例如央行在国有银行财务重组中，动用了高达1.2万亿的再贷款。这种情况是否累及央行的独立性？在财务后摊中，央行本身的净资产是否有损失？而这种资产损失会否导致央行做出不利于独立货币政策环境的策略？
各国央行都有着自己的收入开支表，它的收入来自铸币税。一般情况，铸币税的收入都是可以保持央行是盈利的，资产净值为正的。而央行的支出则同它们开展的特殊业务有关，比如提供给银行的贷款被购销(泰国式)、持有破产银行转移给央行的低收益资产(智利式)、承当银行重组机会的运营成本(韩国式)、为不良银行担保(匈牙利式)等等。这些行动的开展如果导致央行的运营费用要高于其收入；导致银行转移的不良资产回收率低使央行账面资产和实际资产不符；导致资产债务重估时发生净估值损失，那么，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这些央行发生了一定的损失。于是，央行不得不从资本和储备项上扣除，从而使央行资本净值减少。如果这种损失持续，或者一次性放大，央行的资本净值就变成负的。
IMF经济学家John Dalton和Claudia Dziobek在他们著名论文《Central Bank Loss and Experiences in Selected countries》里的建议是，央行应该披露真实情况，阐明其恢复净值的计划，给公众稳定的预期。或者政府根据央行公布的真实损失情况，注入现金和政府债券，完成对央行的资本重组，让央行继续保持资产健康。
实际上，我国央行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再贷款本金已经较难收回，以票据置换的银行不良贷款回收值很低，意味着央行的资产质量悄悄发生了变化。根据央行网站的信息，从1999年央行启动银行财务重组至今，央行的资本净值仅仅下降了147.05亿元。我们应该认识到，需要谨慎对待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否则可能会发生两条情况：一个是央行资产持续变化，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另一个则是，央行通过获得更多的铸币税来补充收入，抵消掉净值缺口。但铸币税越多意味着货币投放越多，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大。这样做会严重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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