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结果

　　从各国的经验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只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的前提条件之一。形成“三高”的另一个前提是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就业、尤其是在经济增加值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由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这将导致收入的显著上升。同时，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也将减少过多的农业就业人口，从而提高农业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于是，全部人口收入的上升必将推动储蓄的增加，而储蓄的增加又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条件，从而形成一个非农产业就业增加、收入上升、储蓄上升、投资上升、非农产业就业 进一步上升的良性循环。

　　非农产业就业的上升首先同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如果说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口红利产生的基础，那么，工业化则是催化剂，人口结构变化和工业化缺一不可。例如，与东亚一样，拉丁美洲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变化，但是，拉丁美洲因为采取了错误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以至于没有像东亚那样出现“三高”。此外，简言之，人口红利的产生还有赖于工业化的进程，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工业化得以进行的因，也是工业化的果。

　　非农就业的上升不仅反映了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城市化进程的体现。事实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过程。从人口区域分布的角度看，城市区别于农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口相对集中。而人口之所以能够集中起来以形成城市，其基本的推动因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与工业革命之前的封建城市和贸易城市相比，工业化从两个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市场规模乃至城市的发展：第一，工业化使得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工厂得以产生；第二，工业化使得工厂和工厂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产生了相互促进的聚集效应。反过来，通过劳动力市场、中间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城市化也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对于中国这种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改革显然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因为建国以来的经验表明，唯有市场化改革才能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日韩工业化进程导致“双高”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之中，经济理论和别国的经验显示，在工业化过程中，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正常现象。更准确地说，高储蓄和高投资是一国经济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现象，我们不妨看一看日本和韩国这两个近邻的例证。

　　国外的研究表明，居民部门较高的储蓄率和公司部门较高的投资率，是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私人部门提供的充足的储蓄使得日本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使日本经济总量和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种投资和储蓄的组合，使得日本经济能够从战后的废墟中迅速发展起来。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是在1952～1973年，这也是日本工业化阶段。9％的GDP年均增速使其率先从欠发达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内，其最终消费率达到了66％，平均储蓄率为34％，而资本形成率则为33.48％。从年度数据看，日本的资本形成率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的迅速增长过程，然后又逐年下降，在1967年回落到33％以上。储蓄率变化趋势和资本形成率相似，基本是在30％以上的高位变动，而在30％以下低位变化的年份并不多。此间日本的投资率连续20多年保持在30％以上。

　　韩国的经济发展也证实了相同的结论。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从1962年到1992年。1961年5月，韩国开始采用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和非均衡发展等战略，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除1980年出现经济负增长之外，30年中整个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5％左右。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高速增长期，这也是韩国的工业化阶段。在此期间，韩国消费率持续下降，从1960年的96.8％，下降到1988年的59.7％；储蓄率则节节攀升，从1962年的3.2％上升到1988年的40％，而投资率也基本在30％的高位运行，1991年甚至达到了39％。

　　日韩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是正常状况。即使到工业化中期，投资率在较长的时期内仍应保持较高水平。只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投资率才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根据钱纳里和库兹涅茨工业化标准判断，日本在1973年、韩国在1991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与此相对应，日本的投资率1973年后逐渐下降，2000年下降到26％；韩国1996年后投资率开始下降，2002年下降到了26％。

　　中国的工业化助推“双高”

　　就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效果而言，一个显著的指标是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根据这个指标，我们可以将1978年后工业化进程划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78至1990年间，这个阶段的工业化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进行的，主要产业是轻工业；第二个阶段在1991至2000年间，这个阶段是在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进行的，主要产业是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一般制造业；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迄今，这个阶段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在产业上呈现出显著的重工业化趋向。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在第一阶段，平均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为35.26％和35.69％；在第二阶段，平均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为40.65％和38.64％；在2001年迄今的第三个阶段，平均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为43.23％和40.85％。

　　在储蓄率和投资率随工业化进程的升级而不断上升的同时，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对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工业化和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互为因果，因此，储蓄、投资的周期性波动必然同工业化进程的波动密切相关。我们发现，储蓄率、投资率的周期性波动同非农就业比率的周期性变化具有令人惊讶的高度一致性。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水平，还是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波动，都同工业化的进程密切相关。

　　就当前的情况看，根据钱纳里和库兹涅茨工业化标准来观察中国的各项指标，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总体判断：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大致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果这个判断正确，进一步的结论便很明确：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储蓄率和投资率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水平。

　　中国的城市化与“双高”

　　伴随工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迅速提高。从城乡人口的分布看，根据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可以看到，1964年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只有不到20％，而2000年已经接近40％。从城乡就业的分布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1978年，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只有不到24％，2004年则上升到35％强。与工业化的三个阶段相适应，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至1990年间，城镇就业人口比重用了12年时间才上升了不到3个百分点；第二个阶段在1991至2000年间，城镇就业人口比重由不到27％上升到32％强，10年内上升了5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开始到2004年的4年时间内，城镇就业人口比重就上升了3个百分点。显然，城市化速度在加快。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来推算，到2010年城镇就业人口比重将比2001年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43％左右的水平。

　　城市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增加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一方面，由于城镇就业集中在人均收入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收入增加必然导致储蓄的上升。2003年，全国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的国内总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近65％，其中，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是20％、64％和86％。同时，2003年全国城镇储蓄余额达到8万5千余亿元，是农户储蓄余额的4.7倍。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度增加。2003年，全国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9％，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则高达84％强。如果以城镇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一个度量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趋势与储蓄率、投资率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城市化过程不仅直接推动了储蓄和投资的上升，而且，通过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还间接地导致投资的增加。2003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1000美元。这个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消费信贷扩张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结构的调整，有效解除了当期收入及储蓄对居民消费大宗消费品的预算约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收入，给予人们预支未来收入的便利。2004年底，对消费者的贷款占商业银行新增贷款的比重首次超过25％；同时，房地产开发贷款占银行新增贷款的比重则从1998年以来就超过了10％。所有这些，无疑为我国居民尽快实现第三次需求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毫无疑问，这些新的消费需求，无不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汽车、住房等新产业产生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又都对煤电油运等产生了长期且持续的巨大压力。

　　市场化改革是“双高”主要推动力

　　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外，对于中国这种转型经济体，市场化改革无疑也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

　　首先，市场化改革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的基础，因而也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的基本前提。众所周知，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投资主体从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向以非国有经济单位为主的转变。投资主体的转变意味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上升，也提高了投资的效率。因而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乃至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基本制度因素。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单位无论是在投资的比重上，还是在就业的比重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在1998年后的国企改革之后，国有经济的投资占比和就业占比大幅度下降。

　　不过，与国有经济的就业占比相比，国有经济的投资占比显然要高得多。例如，2004年国有经济就业占比和投资占比分别为9％和35％左右。这种就业占比和投资占比的不对称表明，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以重

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有企业的人均投资额一直高于非国有企业，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在拉大。可以推测，如果说过去的市场化改革主要发生在一般制造业，并据此推动了储蓄、尤其是投资的上升，那么，随着重化工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行业准入限制的放松和竞争的加强必将产生类似的效果。

　　其次，市场化改革使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消失。在需求方面，改革使得需求向市场转移，必然要求居民预先增加储蓄、储备支付能力。此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分配所得到的福利相比，市场化改革可能还会造成不确定性上升，因而会额外地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在供给方面，一方面，由于供给主体的转变，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取代自然会极大地刺激投资；另一方，由于要素价格逐步上升以反映要素的真正市场价值，甚至更进一步的，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以至于要素价格在市场化程度中发生大幅度上扬，这就将导致供给成本、乃至投资额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这些影响在医疗、教育、养老以及最近沸沸扬扬的住宅问题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以住房问题为例。在1999年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前，住房供给由国家决定：国家在财政基建拨款中设立建房专用基金，用于城镇建房，建成的房屋按照职务、工龄等标准进行分配。根据有关规定，这些住宅建设可以不用交纳或只需交纳少量的土地出让金。住房体制改革后，在市场现实需求和

开发商逐利冲动的刺激下，商品住宅的投资额迅速增长，并逐步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主要供给方式。由于商品住宅要全额交纳土地出让金，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情况下，土地出让金会发生较大幅度的上升，因此，地价是商品住宅成本上升乃至投资额上升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在需求方面，购买

商品房必然会导致购房前后的储蓄上升：如果居民用银行存款一次性支付房款，自然要求居民预先进行储蓄。如果居民采取按揭贷款形式购房，考虑到中国居民不愿借债消费的习惯、按揭贷款利率过高等因素，尤其是近期加息政策使得购房成本上升和预期不稳定，居民提前还款非常普遍，以至于银行按揭贷款平均的存续期一般不到10年，近期部分银行甚至因提前还款规模的快速上升而出现了按揭贷款存量的净减少。勿庸置疑，提前还款同样意味着居民的储蓄增加。总之，在储蓄购房和储蓄还款的推动下，城镇居民新增储蓄额与商品住宅销售额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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