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的时候到了

　　□记者 吴金勇　胥晓莺　刘婷

　　调整的时候到了

　　3月23日，两名典型的美国政客舒默和格雷厄姆离开了北京。“‘疯子’走了。”一份香港报纸写到。

　　舒默和格雷厄姆是美国国会参议员，两人在2003年9月提出《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操纵人民币汇率，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去年底，美国参议院向两位参议员承诺，将在2006年3月31日前对这项议案进行正式表决。为了在表决前“更多的了解中国”，两位议员平生第一次来到中国。

　　中国政府对这两位议员的接待规格明显高于以往。他们被安排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商务部长薄熙来，以及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进行了会谈。

　　“经过几天的访问，两位议员透露，中国的很多现实状况是他们此前不了解，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也改变了许多。”陪同两位议员在中国考察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副会长溥乐伯对《商务周刊》说。

　　但在结束中国之行后，两位参议员还是公开向报界表示：“在没有得到中国将重新评估人民币币值的具体保证之前，我们将继续推动向中国征收高关税的法案。”

　　除了中国政府照例进行驳斥之外，美国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也指出：“对中国货物加征关税，只能导致贸易逆差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成本结构更高的国家。如果美国进口来源发生这种转变，从功能上来说，那将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征税。”

　　事实上，如果议案通过并生效，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美国。因为在目前的中美贸易中，最大受益者是成功实现“一石三鸟”的美国。一方面，中国为美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得到巨额消费者剩余；另一方面，美国的生产者也得到了生产者剩余。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83%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大部分以美国市场为目标，其中美国公司获利甚丰。“我们有项调查，美国在华投资，是它在全球投资中收益最好的。”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最后，中国从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中积累了庞大的外汇，目前约为8500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又大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因此美国通过中国的外汇循环每年又要净赚约500亿美元——据专家分析，美国公司目前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为10.5%，而在政府借贷上仅支付3.5%的成本，因此通过再循环中国的外汇储备，美国就能获得7%的回报，总额超过5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从实际效应上说，美国实际在为中国运行一个代理离岸银行系统。正是这样一个从中国“三重受益的循环”，才使得美国能在财政和经常项目“双赤字”的情况下没有落入债务陷阱，而且美国净收入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净债务增速。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向本刊提供了一份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这份题为《评估美中贸易与投资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的报告，基于牛津经济预测机构的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对美中自2000年以来贸易和投资情况做了详细的评估，并对到2010年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报告显示：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促使美国的进口价格整体上被大幅拉低，美国的消费者和公司2005年的实际收入和利润由此上涨了0.5%。报告称：“总体来看，(美国从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获得的利益是非常显著的，它使得美国家庭2005年年均购买力增加了约500美元，预计到2010年增加1000美元。”

　　但现实选择和政治选择并不总是一回事。并非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政客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选票，而不是潜移默化的全民福利。像舒默和格雷厄姆一样，许多美国官方人士也在抱怨中国，包括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他在3月15日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货币改革，将会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壁垒。

　　此前的2006年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了《美中贸易关系进入责任和执行的新阶段》报告。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在接到任命后即表示，将对美中贸易中存在的各项问题进行这一全面彻底的“审查”。报告将美对华贸易政策分为1986-2001年、2001-2005年和2006年之后三个阶段。波特曼表示，尽管美国对华出口已连续3年保持增长，但目前的双边贸易关系仍缺乏公正、持久和平衡；作为一个成熟的贸易伙伴，中国应对其行动负责，并履行职责，包括开放市场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调整对华贸易政策的时间到了。”波特曼说，“美国将利用所有可获得的选择解决这些问题。”

　　4月，美国财政部也很有可能在其发布的报告中再次指责中国抑制了货币外汇的自由操作。

　　美国议员和官员的强硬态度，似乎预示着美中贸易摩擦将可能升级为贸易冲突。尽管美国前国务卿贝克3月23日在香港表示：“中美如果发生冲突，全世界都会痛苦。”但史蒂芬·罗奇3月21日表示：“我认为，如果两位议员把议案提交到国会表决，就会得到参议院多数派的支持，而且会以压倒多数的方式通过议案。”

　　为什么美国人会宁愿选择一个让自己和全世界都不快乐的解决贸易问题的方法？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说：“这是一个有利于和中国讨价还价的美式技巧，他们是通过挤压使中国让步。这一策略具有更多的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的。”而美国纽约银行高级分析师沃尔福克则认为，一些人对中国的指责也有合理的一面。他解释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确实已经增长到了美国无法单独应付的地步。”巨大的赤字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其他问题，如房地产市场泡沫、消费者不愿消费、美元疲弱等，以及不能与成本低廉的亚洲制造商竞争。两位美国议员正是从这些表观数字上得出了中国操纵汇率危及美国经济利益的结论，并激起美国国民的斗志。

　　与中国存在贸易摩擦的不仅一个美国，但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失衡最为严重，反应也最为激烈。据美国统计，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也是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这一角色中国从2001年开始扮演，2001—2004年美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35亿美元和1620亿美元。而据今年3月15日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5年度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高达2016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再创新高，增加了20%，达到8049亿美元，这笔赤字占美国GDP的6.4%。

　　按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2005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141.7亿美元。即使这样，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单一国家的最大贸易逆差，也是中国对单一国家贸易的创纪录顺差。

　　无论逆差原因和美国的态度如何，事实就是仅收获了一堆漂亮数字的中国，反被获得了巨大利益的美国越来越多地抱怨。这也使得执行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多年的中国开始反思，该到了调整贸易战略的时候了。

　　“重商模式”演变成了“蜡烛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这其实是一种重商主义的发展模式。梅新育博士向记者解释说，重商主义是全盛于16、17世纪的一种经济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商业是致富之源；但国内流通的利润只是让渡利润，只有将商品输往国外，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量。因此，国家要富强，必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这也是资本主义早期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各国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

　　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因为面临外汇资金不足的问题，往往也会实行重商主义的政策，低估币值、引进外资、鼓励出口。1978年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尽可能扩大出口贸易的道路。

　　据梅新育介绍，为有效地促进外资引进，中国各级政府实行给予外资以2倍以上的税收优惠，特辟开发区，贷款利率低廉，土地资源更便宜得让人难以想象；而为扩大出口，中国还实行出口补贴和退税优惠政策。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前期，这种重商主义政策确实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梅新育介绍说，1979-2005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从293.3亿美元增加到1422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根据海关统计，中国进出口增速已连续4年保持在20%以上，出口贸易额从1979年的136.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762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如今，“中国制造”已经遍布全球，中国取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出口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1978—2005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4%左右，2005年GDP总量达到18.23万亿元，比2004年又增长了9.9%。

　　除引进外资、扩大出口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20多年的重商主义政策更为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1996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储备国。2006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8500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

　　“庞大的外汇储备，使中国摆脱了外汇缺口的制约，而这是约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桎梏。”梅新育评价道，“外汇储备也增强了中国经济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经济遭到致命打击，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1999年GDP增长率仍达到7.2%。

　　中国的海量加工出口也给世界消费者带来利益。目前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皮革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都已经是全球首位。2004年，我国出口了59亿双鞋，占全球贸易的60%以上，相当于中国每年为全世界的人做一双鞋。中国鞋的平均单价每双只有2.5美元，是意大利鞋平均价位的1/10。

　　“中国货销到哪里，就给当地百姓带去巨大的福利。”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这种福利一方面是消费者剩余——比如消费者本来需要花30美元买鞋，现在5美元就能买到，消费者剩余达到25美元；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在中国生产，得到的利润远远大于本国生产的成本，也产生了巨额的生产者剩余。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胡国成刚从美国回来，他也证实了张燕生的说法：“我在俄亥俄州一个叫代顿的城市看到当地报纸的报道，当地一个通用汽车工厂倒闭，准备搬到中国上海。在美国当地，一名普通工人的工资加上津贴，个人年收入是15.6万美元，到中国后,一名同样工种的工人年收入是3500美元，只是前者的1/44。”

　　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估计，中国出口的每一美元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格接近4美元。美国商人和工人们在这个价值链中拿走了75%的份额，有大约1000万美国工人依赖这种销售差价为生。同时，这4美元的零售价格在美国仍然便宜，据估计，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产品当年能节省1000亿美元。

　　但近几年，尤其进入2005年之后，正当中国出口继续一路飙升的时候，世界的反应不是欢迎。纺织品、鞋、钢铁领域的贸易摩擦逐渐升温，中国人突然发现，刚戴了几天的“世界工厂”的高帽子，原来是顶让人头痛的帽子。

　　头痛之一是中国人发现，中国的外贸增长，其实很大比例是外资企业的增长。在中国海关统计的2005年出口企业200强中，外商投资企业148家，出口额达1675.5亿美元，占前200家企业出口额的75.5%。据统计，1994-2004年，我国出口增长的65%都由外资企业贡献。海关总署统计司司长张丽川向《商务周刊》指出，从高新技术产品来看，2005年我国出口2182.5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值达到1919.9亿美元，占当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88%。

　　“我国的FDI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在世界已经首屈一指，我国外资存量所占GDP的比重已大大高于其他亚洲国家，甚至高出日本30多倍。”张燕生警告说，“中国经济对外资的强烈依赖性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而本国内生经济的弱小，使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后劲乏力。”

　　而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多数从事的又主要是加工贸易。据统计，2005年我国出口商品中有54.6%是加工贸易方式，而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又占全国加工贸易的80%以上。

　　在这些加工贸易企业中，跨国公司往往牢牢掌握着前端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以及后端的销售渠道，分包到中国的只是微笑曲线中利润最低的中间生产环节。资料显示，中国生产的童鞋供应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在美国的售价最低是14.99美元，最高是29.99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只有5美元，扣除各种成本，一双鞋只能挣20美分。

　　“中国人在巨大的出口贸易中只收获了一堆漂亮的数字，美国人获得的才是真正的利益。”梅新育在年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外商投资在促进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我们想象的“核心技术”的结果。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称，外商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据统计，我国自有品牌商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不足10%。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DVD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DVD的57项关键技术中，中国自己掌握的仅有9项；中国又是电视机的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国，但在电视机的40项专利中，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有18项，并且这18项都还是一些非核心技术。

　　与此同时，一双童鞋20美分利润的低附加值，消耗的是中国本已相当紧张的能源和原材料。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我国比出口规模大体相同的日本耗能足足高出10倍。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是以低廉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和环境资本为代价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每年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长，外贸规模最近5年翻了一番，但中国人的福利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珠三角地区打工者的工资10年没有变化，1997年以来，中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帮助美国经济实现了这10年来的‘无通胀增长’，同时，中国将高额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债券，还为美国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巨额低息融资。”张燕生说，“但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却未得到同步发展，国民福利没有相应增长，还消耗了难以再生的环境和能源财富，仔细算下来获益并不多。”前亚洲开发银行专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教授对此也有深切的感受，他把这种中国现象称为蜡烛模式——“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但对于中国的默默“奉献”，近年来，不仅欧美国家纷纷举起反倾销、特保的大棒，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与华贸易摩擦的主体。美国《财富》杂志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与马来西亚处于完全直接竞争状态的产品达到50%，与印尼产品达到80%，与菲律宾产品更处于100%的完全竞争状态。2004年，针对纺织品一体化后我国纺织品出口可能对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65个国家的115个纺织行业组织签署《伊斯坦布尔宣言》，鼓动并要求延长配额体制，限制中国纺织品在全球抢占市场——这些国家中有不少是传统对华友好国家。

　　改进贸易新战略

　　“美国贸易报告说中国的贸易缺乏公平、持久和均衡性，不说公不公平，但不均衡是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胡国成对《商务周刊》说，“这种不均衡确实是难以持久的。”

　　2005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如果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不仅国内能源和重要资源根本无法支撑一个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低质量的粗放式外贸增长方式；而且国际市场规模也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增长方式。”

　　200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22次集体学习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发挥好对外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将“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和“以质取胜，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摆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政策主导思想转变强烈的信号。那么，“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究竟应往哪个方向转？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从调整出口退税关税、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优化进出口结构、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中国企业走出去等6个方面，对改变贸易增长方式做出了指导和部署。

　　事实上，各个领域的摸索和推进早已开始。针对“中国制造”技术含量低、竞争力差的缺陷，2005年下半年起，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媒体，广泛掀起了一场倡导和呼吁“自主创新”的运动。今年1月9日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提高到60%左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2.5%，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据报道，2006年中国政府将投入716亿元力促自主创新，比2005年增加115.26亿元。

　　提高我国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目的是要改变外贸增长的主体，从外资企业逐步变为本国企业，提升中国在生产曲线中位置，向前端研发和终端服务领域延伸，逐步增强我国外贸增长的主体性和附加值。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强调，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从前是引进来，现在强调走出去，但还有一个关节必须打通，就是本地化”。

　　“本地化不仅指外资企业如何在中国扎根，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消化他们的优质要素，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制度怎么本地化。”张燕生说，“前一阶段，我们用中国的优质要素为世界创造了福利，现在必须学习合理有效利用全世界的优质要素为我所用。”

　　完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机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样成为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工作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胡国成认为，这是扩大内需，改变我国外贸拉动型经济结构的“根本出路”。

　　另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认为，中国应有大贸易的概念。大贸易包括货物、服务、要素的流动和投资。中国是货物贸易大国，但是服务贸易落后，而且存在贸易逆差。投资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进出平衡不同，中国是流入多，流出少。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应该从货物到服务然后再延伸到对外投资这样一个思路。

　　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建设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的步伐也在加快。2004年开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集中涌现，其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联想“蛇吞象”收购IBM的PC业务，TCL、五矿集团、上汽、海尔、中化集团等也纷纷赴海外淘金。

　　在“两会”期间，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还强调，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品牌却寥寥无几，还是一个“品牌小国”。他指出，中国的外贸出口商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必须由促进数量增加为主向提高质量为主转变。

　　“当前的国际市场是科技与品牌的竞争，拥有多少名牌产品，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地区和国家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海关总署统计司司长张丽川对《商务周刊》说，从国际品牌建设的经验来看，韩国、日本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就创建了一批国际一流的品牌，并由此带动了本国产业的全面提升，确立了自身的贸易强国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一直比较忽略品牌建设，多数仅是作为跨国公司代加工的生产基地，无缘品牌创建带来的超额利润。”她说，“我国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必须要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产品出口，继续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与以往单方面强调出口不同，新的外贸增长方式将更强调进出口的动态平衡。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但在有着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中国对外贸易中，一直重视出口，忽视进口。“重商主义的观点是：财富是金银，多出口，少进口，外汇多了就是财富，事实上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副司长赵革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进口与出口的意义和目标，进口的原材料和能源会比货币更有价值，因为中国经济还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对能源、原材料要做一个长期规划，及早安排。”

　　在张燕生看来，中国目前面临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一场“本质性的转折”，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意义，与改革开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等重要。“改革开放使中国从原来的封闭型转变为现在的外向型，而现在已经到了从外向型向开放型转变的时候了。”张燕生说。

　　张燕生解释，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要义，就是要建立对内资或外资、国资或民资都无歧视、公平开放的市场经济。今年两会期间，一份由民建中央提交的《关于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提案》成为代表们热议的一大焦点。两税合一，更加开放公平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殷切呼唤。

　　持久的贸易摩擦与国际贸易的“公共产品”

　　产业和进出口增长模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贸易格局会很快发生大的变化。中国在改进贸易战略的同时，也将采取一些措施应对美国对双边贸易失衡的抱怨——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访美的任务之一。据外电称，届时中国将宣布从波音公司购买更多的飞机，同时提高棉花、大豆等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量，以化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但事实上，全球贸易的结构性因素将使得中国对美顺差难有大的下降。这不会因中国多买了波音飞机和新的贸易战略改进而变化，当然更不会因为中国汇率提高和市场开放而逆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隆国强指出：“这是因为贸易格局是结构性的，而且贸易增长方式的改变传导到贸易格局，需要是个长期的过程。”

　　“中美巨大顺差问题，哪国政府也没有能力解决，直到有一天世界上能出现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隆国强对《商务周刊》说。

　　尽管美国一些政客不断提出汇率问题，但美国前国务卿贝克3月23日说，考虑到中国在目前美国贸易赤字中所占比重，即使今天让人民币升值10%，对于美国贸易赤字所起的作用或许只有1%。

　　“任何把贸易问题转化为汇率操纵的观点或看法都可能引发政治问题，使经济问题政治化。”贝克说，“我们在1985年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当时针对的是日本，我们后来通过适用于美国的政治途径解决了问题，但那种方法今天已不适用。”

　　“事实上，这不是适不适用的问题，是根本改变不了。因为全球化的分工力量是大于货币的升贬值力量的。”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说，“‘广场协议’后，美日贸易的逆差本质上并未改变，由日本直接对美顺差变为了通过中国间接对美国顺差。如果没有中国延续了当年日本模式，日美当年的矛盾是解决不了的。”

　　隆国强也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或中国关税下降，来自美国的进口仍然不会增加。“人民币升值不仅是对美元升了，对欧元、日元也同样升值，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照样需要与欧洲日本的对手竞争。”他说，“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是全球化产业转移和分工的结果。”

　　据隆分析，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整个东亚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中国是三角贸易关系中一个出口，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出口到欧美，因此中国对台湾地区、日本、韩国都是逆差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向本刊提供的《评估美中贸易与投资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报告也显示：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市场份额的比重越来越大，但这种份额的增加是以亚洲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减少为代价的。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的部分几乎等于亚洲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减少的部分(二者相差0.2%)，所以从整体来看，美国对东亚地区国家(包括中国)的进口额仍然保持不变。

　　中国WTO研究中心主任张汉林也是类似观点，全球化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投资取代贸易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贸易与投资越来越融合。“我们分析过美国对外贸易近30年的情况，可以看出，过去是欧洲、日本、亚洲4小龙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随后这些经济体成为中国的主要外资流入地，现在就变成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而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逆差。”

　　由于目前全球分工格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中国通过改变贸易增长模式来调整贸易不均衡的过程也会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政府有决心使外部经济均衡，扩大内需，但政府能做的毕竟有限。”隆国强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力成本，土地市场化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提高资源税，将环境等外部成本内部化等等，通过这些使出口产品中包含的成本更完整，政府能干的就是这些事情。”

　　据隆国强介绍，2005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已明确提出不追求顺差，而着重扩大内需。但产业结构是过去10多年慢慢形成，短时期无法改变。“中国的很多玩具是给外国人过复活节和圣诞节生产的，中国人用不上。”他说，“中国一年生产近60亿双鞋，内需是消化不了的。”

　　“我相信10年后，许多产业的价值链延伸会有明显的成果，中国会有很多华为这样的公司，但同时也仍会有相当多的空间做低端加工。”隆国强说，“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来了，它就必须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但中国内地就不同了，东部做不了了还可以转移到中西部。”

　　尽管中国在改进重商主义模式，但很显然，这种贸易战略的改进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中国与美国在市场和谈判桌上的贸易战还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热点问题。

　　“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持续增长的经济产出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责任，是共同的责任。”梅新育说。

　　经济学家们指出，对于国际社会公共品的供给和保障，各国都应该为此承担类似税收的协调成本，按照受益原则和负担能力原则，前者要求受益多者多承受成本，后者要求实力强者多承受成本。

　　片面要求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买单”是荒谬的。梅新育说：“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下，诿过于人的做法天然比令自身不无痛苦的财政紧缩方案更有吸引力，尽管后一种方案效果更好。”

　　共同承担责任也是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的看法。他认为，只有在美国和中国都愿意妥协的情况下，双方紧张的关系才能修复。“这样的决心需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罗奇说，“作为在一个共有的贸易环境中生存的经济体来说，越早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越有利。”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