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伍：反外贸失衡的金融政策

　　-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行长 刘仁伍

　　对外贸易快速扩张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对外贸易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功不可没。总体上看，中国的对外贸易主 要有下面几个特点：

　　贸易规模扩张与国际地位提升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并已开始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对外贸易水平很低，进出口总额仅为200 亿美元。到2005年，进出口总额已达到14221.2亿美元，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进口6601.2亿美元，分别是1978年的78.2倍和60.6倍(见图1)。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1%上升到2004年的6.5%，中国在世界贸易上的位次从 1978 年时的第32位上升到2004 年的第3位。从中国对全球贸易的贡献率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度为 5.7%，虽然低于美国18.5% 和欧盟12.2%的水平，但已经超过了日本(5.1%)。

　　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以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发展，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1978年至2005年，中国商品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超过25%，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见图2)。2005年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3.2%，其中出口增长28.4%，进口增长17.6%，进出口顺差增幅达到217.4%。

　　另外，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可以通过进出口总额占同期GDP的比重(外贸依存度)的飙升得以反映。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8.9%，到 2004年已达到70%，2005年达到80%(见图3)。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中国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对外贸易结构得以优化

　　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均朝着同中国的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方向演进。工业制成品成为对外贸易商品的主导产品，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93.6%(见表1)。

　　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主要由工业制成品组成，其中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占主导地位，这同中国在要素禀赋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初级产品出口超过总出口的一半。随着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份额的迅速上升，工业制成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产品的主导。2005年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比重超过94%，其中机电产品占 56%，机械及设备出口占19.6%，电器及电子产品占22.6%。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份额也持续上升，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2.5亿美元，占28.6%。

　　表1 历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 单位：%

　　(亿美元)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初级产品占比%16.3 16.2 13.4 13.0 15.2 14.1 12.5 12.6 13.7 6.4

　　工业制成品占比%83.7 83.8 86.6 87.0 84.8 85.9 87.5 87.4 86.3 93.6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网站的有关数据整理。

　　从进口产品结构来看，主要由用于支持投资与技术进步的设备及工业原材料组成，这对于资本积累与生产率的提高都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进口结构相对较为稳定，工业制成品进口在总进口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上个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制成品进口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基本上保持在 80%～85%的水平上。在工业制成品内部，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设备及工业原材料进口始终占支配地位，在总进口中所占份额从1980 年的40.1%上升到2005 年的近60%。作为工业原材料重要类别的钢材进口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在整个20世纪90 年代基本上保持在4%～5%左右。

　　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来看，逐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品拉动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以机电产品拉动整体外贸增长的格局。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额分别占出口贸易总额的28.6%和54.5%，成功地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的第三次转变。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进口额分别占进口总额的30%和53.8%。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迅速发展，弥补了国内经济建设资源及技术的不足，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外贸易规模扩张对实施货币政策的影响

　　贸易失衡加剧，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

　　从贸易差额情况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差额几乎全部表现为顺差。在1990年至2005年的16年间有15年为贸易顺差，2005年贸易顺差更是创纪录地达到1018.8亿美元，为2004年的3.2倍，达到历年最高水平。

　　贸易顺差的出现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贸易顺差快速上升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2001年至2004年的4年间，外汇储备净增4443.4亿美元，年均增加1100亿美元，2004年净增2067亿美元。截至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总量高达8536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据统计，2005年亚洲主要地区央行外汇储备达到约26978 亿美元,增长2508亿美元,增幅约为10%，而外汇储备当年增长中逾八成来自中国。可以预料，只要目前的贸易政策不改变，外汇储备还会进一步攀升。

　　超过合理上限数倍以上的外汇储备总量以及继续扩张的速度使得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面临严峻挑战。近几年，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不断创新，逐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以及开展货币互换交易等，其根本目的在于对冲外汇储备上升引致的基础货币过度投放，配合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以防止投机于人民币升值。例如，2005年我国新增外汇储备量达到2000多亿美元，全年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货币量达到1.34万亿元，几乎是对冲了约80%的外汇占款，而2004年公开市场操作对冲外汇占款的比率仅仅只有42%。但是，在汇率机制相对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即使这种冲销机制也需要综合权衡各种因素以及高超的艺术。因为，一旦没有掌握好冲销节奏以及越过了临界点，就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操作失当所引发的货币市场利率上升过快，从而缩小了中美利差的合理幅度，引发资金流入并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局面。可以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央行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创新意识和手段，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货币供应量和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

　　贸易扩张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渐突显，通货膨胀警报未除

　　由于我国经济和贸易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方式，我国资源产出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重要资源及能源国内供给严重不足，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据测算，我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 倍，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11.5%，人均矿产占有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占有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0、1/20、3/5。在我国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能源和重要资源依赖进口的情况日趋严重，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初级产品进口增幅高达47.7%，2005年，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出口逆差达到 986.7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年实现的外贸顺差。

　　资源约束使我国难以继续承载依靠高投入、资源与能源的高消耗拉动的追求规模扩张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尽管国外重要资源和原材料的大量进口，弥补了国内需求缺口，支持了经济增长。但是，对国外市场的高依存度也易导致价格风险，推动了原料价格上涨。资源价格的上涨使得通货膨胀压力的警报一直未能解除，作为承担稳定货币之责的央行对此始终保持高度关注。

　　中国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货币政策实施需要国际协调

　　按照大国经济崛起的一般规律，中国的崛起也将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崛起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期和被国际社会接纳期。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未来20年内，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将会日益严重，这种摩擦是必然的、战略性的。由于经济规模日益增大，中国许多进、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已经占据了很高的份额。中国进口增加导致原材料价格暴涨，出口增加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品价格暴跌，已引起世界高度关注，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2005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51起，涉案金额17.9 亿美元，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遭遇国外发起的特保案件 7起，涉案金额2.2亿美元；保障措施5起，涉案金额0.9亿美元。尤其是对中国有比较大逆差的美国更是利用这一点要挟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以实现其国家利益，我国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巨大国际压力凸现。

　　熨平外贸失衡的金融政策及其效果

　　鉴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严重内外部失衡，国内外的专家与学者根据自己的分析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这些方案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货币政策寄予厚望，希望通过金融政策的调整实现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平衡。

　　汇率机制的调整要充分考虑到国际贸易中的壁垒与歧视。无论是汇率的变动还是汇率机制的调整，其实都是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改变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等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动，贸易收支状况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从而达到调节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平衡。2005年7月，我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通过相对价格的作用来促使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从传统教科书的理论来看，只要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或人民币的升值就能促进贸易收支的平衡。然而，这种经典教义是以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以及进出口供给弹性无穷大为前提条件，后者实际上则暗含一个无贸易管制的自由贸易的假设。例如，以贸易逆差较大的中美两国来看，两国间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中美各自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知识与技术上处于劣势的中国应该向美国供给中低端产品，保持中低端产品贸易的顺差，拥有技术优势的美国则向中国供给诸如高新技术等高端产品，保持高端产品贸易上的顺差。然而，由于美国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引入对外贸易中，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实行严格的管制，破坏了比较优势贸易规律，给中美贸易不平衡制造了人为的因素。海关统计资料显示，近几年在中美两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美国不但没有出现顺差，反而呈现不断扩大的逆差态势；在美国主导下的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对中国实行十分严格的高新技术出口限制更是加剧了中国贸易收支的不平衡。2003年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为210.9亿美元，2004年达到362.97亿美元，2005 年为359.3亿美元；2005年欧盟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只有194.1 亿美元，进口则达到499.4亿美元，欧盟对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逆差高达305.3亿美元。因此，如果美国和欧盟放松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中美贸易不平衡和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将会大大缓解，甚至出现反向的结果。显然，人为破坏比较优势规律的带有歧视性质的单方面管制措施，是我国对外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也严重制约了汇率机制调整作用的发挥，即使通过汇率机制调整暂时实现了平衡，但长期中显然不利于我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

　　便利于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政策放松需要诸多配套措施。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上应对贸易收支巨额顺差和国际贸易摩擦的措施之一，通过在当地设厂和生产地点的转移来缓和国际贸易摩擦。近几年，我国外汇管理在鼓励企业“走出去”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例如把境外投资的用汇总额度从33亿美元提高至50亿美元以及下放审批权限等，有利于促进境内企业“走出去”。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9.2亿美元，其中，投资办厂(即绿地投资)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17.7亿美元，占股本投资的43.5%；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23亿美元，占56.5%。显然，境外投资总值与2005年我国实现的1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新增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便利于境外投资的外汇政策应逐步弱化行政审批意识，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意义。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实施境外投资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引导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进行境外投资。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可能更容易被东道国所接受，并且民营企业多数从事竞争领域和可贸易产品的生产，从目前国内的经济格局来看更有助于缓和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二是便利于资源型企业境外投资。由于目前国内资源领域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因此，可以引导民营企业走出去经营资源型企业，对实力型民营企业在并购境外的资源型企业及其 “绿箱投资”中提供售汇和外汇结算上的便利。三是完善境外投资的其他配套措施。例如，为金融机构开展境外投资的保险业务和担保业务等创造有利条件，为金融机构充当境外投资的财务顾问创造条件，建立科学的企业境外投资用汇监控机制。

　　进一步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步伐。我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并愈加严重，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内需不足密切相关。一是要扩大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高储蓄率和内需不足与我国目前依然存在金融浅化密切相关。金融工具单调、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深等金融深度与宽度不够的问题，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是十分畅通，加上

资本市场不发达，资金配给现象依然突出，于是，资金与资源大量配给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制造业，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外部吸收相对过剩的产品。二是要加快保险市场的发展。高储蓄率与内需不足与金融市场结构不均衡尤其是保险市场不发达有关。保障供给不足，居民未来不确定感增加使得居民大幅度提高其预防性货币需求，不断压缩货币的交易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限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除了政府供给的公共性保险不足以外，我国商业性保险发展正在偏离其保障功能，从业务发展态势看则逐步演变成“类基金公司”或“类信托公司”。我国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

　　于保险公司大力发展投资分红产品或投资连接产品等具有基金信托性质的

理财产品，而非保险原义上的保险产品，保障功能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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