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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于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而言，改革从来都是一个厚重、现实而且存在争议的话题。在渐进式(Gradualapproach)和大爆炸式(Bigbang)两种改革路径的国际比较视野中，如何超越简单的“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回到路径背后最基本的经济元素，用理性科学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思维体系，来研究和探讨从过往的国别经验中，
我们究竟能汲取什么——这是我们认同的思维和研究取向。因此，在刊发姚洋《面对复杂问题，要用理性去思考和讨论》、李剑阁《改革27年，我们到底想学什么》、许小年《市场化改革依旧任重道远》等文章后，我们编发楼继伟的这篇文章，以冀继续推进关于改革的深度和理性思考。本文全文刊发于中信出版社《比较》第23辑，经作者同意再次刊发，全文有删节。
楼继伟
1 华盛顿共识与改革策略
从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来看，“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第一中国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第二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第三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的
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市场经济运行需要三个核心要点，即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针对转轨经济的“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改革策略，认为三个核心要点互为因果，必须“三位一体”，集中进行改革；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原体制，压制了经济自由，财政负担沉重，无法实现市场化和经济稳定，必须快速私有化。与俄罗斯转轨模式相比较，中国没有硬套“华盛顿共识”的改革策略，而是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斯蒂格利茨发起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看法开始逐渐得到某些国际认同。
但对那种认为“中国改革策略不是大爆炸，不是激进改革，而是渐进式的改革，因此取得了成绩”的观点，我觉得也不是很准确。我曾经讲过，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整体跃迁，中国采取的改革策略是波浪式前进。当然，这都是一些表观性的表述，并不是经典的经济学或者转轨经济学语言，如何表述得准确十分困难，也没有共同的认识。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运用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并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华盛顿共识”并不全错，它包含了一些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同时“华盛顿共识”也有很多问题。它没有包括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说制度的建立，也没有体现出改革的过程与速度的重要性，特别是私有化的过程。一个忽略诸多重要因素的改革策略，付诸实践就可能出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起始的条件，即所谓起点。比如，新古典(Neoclassical)经济学假定信息无成本，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现实需要、实际存在的成本。我们要考虑如何通过制度重建来降低信息成本，还要考虑这个制度重建所需的时间跨度，而这显然不是一个大爆炸式的时间所能解决的。简单地照搬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是个灾难，会出现资源的误配置、财富被掠夺和宏观经济无法稳定。因为从起点上看，不存在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的制度，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构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性条件。
然而，批判“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说其精髓——以市场配置资源和宏观稳定就错了。从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来看，“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
第一，中国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财政政策一直比较谨慎。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有两次比较大的波动。一次是1993~1996年的经济过热，另一次是1998~2002年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我们通过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沉着应对。第一次是实行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解决了高通货膨胀。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主要是来自于外部冲击，1998年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到2001年的时候又遇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中性略为偏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又解决了通货紧缩的趋势。目前经济偏热，我们相信有以往的经验，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第二，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这是必然的，这包括让个人自主决策产品的价格、品种和数量，以及降低国有资本比重，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快速私有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一定都要通过这个途径。
我们以国有经济比重为表征，比较一下国家直接控制经济的情况。在改革开始的1978年,国有资本比重大致在70%左右。此外，生产者的价格、产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是由国家来确定的，这种经济控制比国家对资本控制的范围还要广、程度还要高。考虑这一因素，当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能达到90%。现在其实也就只占30%左右，这可以从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来作具体分析。
首先是农业，按其价格、品种和数量控制三个方面综合起来考量，可以说农业不是国有的，是由农民来自主决定的，包括土地如何使用。当然，土地改作其他商业性用途需要经过批准，要作价值补偿，这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其次是工业，这个产业中的国有比重不足50%，大体是在40%~50%之间，国家直接管理的主要集中在能源、军工和某些设备制造行业的一些关键性企业。再从服务业方面来看，国家直接控制的主要是金融、通信以及骨干交通，其余的不能说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目前，即便是国有企业，也已经不是原来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企业，而是已经公司化，有些已经上市，它们的股权多元化了，同其他企业一样，对产品的品种、数量、价格有完全的决策权。
不过，垄断性行业价格决策还主要集中在国家。我们将这三个产业的国有比重再用三个产业占GDP的比重加权计算，总的国有比例也就30%左右。相对于一些东欧转轨国家、亚洲转轨国家，甚至于某些欧盟国家来说，这一比例都不算高。
第三，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的，我们一直是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全球资源配置。特别是在加入WTO以来，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基本履行了加入WTO的承诺，中国对外的开放度是不断提高的。
2 整体跃迁与制度转换
中国近20年GDP增长平均在9%以上，一个策略比较正确的改革使国民福利和人民实际利益不断提高，改革变成了发展的动力，也为自身开辟了道路
相对俄罗斯而言，中国改革之所以能比较成功，主要是改革比较多地考虑了从一个形态转向另一个目标形态的整体跃迁，以及实现这种制度性转换所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需要包括社会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制度转换，其根本还在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最大区别是社会经济的决策模式，需要从中央计划转换到个人(企业也是个人)自主性决策，这是最大的制度变化。
新的经济决策模式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保证。制度建设有很多内容，首先是基于经济自由决策下的一些游戏规则，如合同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等。其次还有定价机制，包括一般产品市场定价和自然资源定价、自然资源价值的评估等。这在计划经济下不需要讲，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必需的。此外，金融服务以及对金融资产风险的控制，还有整个社会最后的安全网，如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一系列都是制度。
这些制度的运行又必须以国家行政能力作为支撑条件。首先，那些合同、会计、法律、金融的监管等，是对基于自由经济决策的游戏规则的维护，这显然是政府的职能。其次是基于市场交易行为和要素收入的税收征集，计划经济的税收不是针对这些方面，主要是征集国有企业的利润。第三，财政和中央银行，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不过是计划的被动执行者，现在变成主动的经济调节者。
回顾中国改革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在持续地、不断地进行着这些制度建设。曾经有一种概括：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决定了我们在某一个方面的放开程度。这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的，概括大致准确。但制度建设并不都是国家主导的，还有市场发展需要和其自身产生的制度建设。因此，可能从“让市场配置资源，国家应该提供什么政策环境”这个角度表述会更完整一些。无论如何，那种概括还是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一直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的。
改革(reform 或restructuring)本身就包含有制度建设的意思。我们曾经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延误，或者说是有过一段比较薄弱的时期，比如1993年的通货膨胀，其起因很复杂，但是有两点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当时国家的财政能力很薄弱，二是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能管住全社会总需求的中央银行。通过1993年和1994年的改革，我们比较整体性地补上了这一课，从一个漏洞比较多、很多情况下是基于对企业或经济行为进行直接控制的税收制度，转向了比较现代的、基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决策之上的税收制度，而且国家的财政能力从此不断地提高。央行也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真正开始脱离那些商业性行为，注重于货币的稳定。我们还改革了外汇制度，使之更加适合于货币政策调整、货币供求调节以及对外经济开放。
我们还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础。有的国外学者对中国财政改革的效果有疑问，主要是观察到在改革以前的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1%，现在降到了20%，财政能力没有增强，还十分薄弱。实际上，这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31%是把所有国有企业的利润、折旧，全部进入国家财政，是一种计划经济的财政概念。现在国有企业利润、折旧等全部由企业自己去决策，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同时20%并不是一个可比的指标，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财政能力的概念，因为它不包括社会保障缴费，也不包括政府性基金，还不包括一些使用者付费。加上这些因素，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就会再提高，即政府控制公共资源占GDP的比重还会更大一些。从绝对量看，最近十几年来财政收入能力也是不断增强的，不到5年左右的时间财政收入大致就翻了一番，这是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将会有一定量的财政收入减少，这既是进一步完善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所有这些制度性变化，可以看到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各种理论和实践在中国都得到了应用，当然都不是全面照搬。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大幅度降低了信息成本，包括政府强制执行“游戏规则”所需要的信息，政府征集财政收入、维持政府能力的信息，还有市场自由决策的企业和个人所需经济合同的信息等。我们已经从中央计划经济控制之下信息完全由政府提供，变成了主要从市场取得信息，而且有制度性的保证。
总之，简单照抄照搬“华盛顿共识”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运用先进生产力所发展出来的那些经济理论的全部成果，这是我对经济改革作的一个简单概括。从实际结果看，这种改革带来了非常快的经济发展，中国近20年GDP增长平均在9%以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个策略比较正确的改革使国民福利和人民实际利益不断提高，改革变成了发展的动力，也为自身开辟了道路。
3 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
2000年我第一次去俄罗斯访问，当时找了一些俄罗斯的报纸，看到正热烈讨论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建立会计制度，另一个是如何建立税收制度。我看了这两篇文章后非常吃惊，俄罗斯还在沿用苏联的成本会计制度和基于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税收制度，而当时俄罗斯进行所谓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式的、套用“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已经将近10年了。
我一看到这两篇文章，就想到这种改革出现灾难是必然的，因为这两项基本制度是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需要充分的准备。大爆炸式的改革，不可能、也没有完整的意识去考虑这类“次要”条件，结果是计划经济的秩序被破坏了，市场经济又不能正常运行。尽管中国在这些方面也是薄弱的，但经过制度建设较早地补上了这一课。比如说会计制度，2000年时我们已经颁布《会计法》15年了，并且不断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最近还要发布新的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资产评估委员会认为中国会计准则是与国际趋同的，所剩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差距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对国际会计准则的确立非常有参考价值，对我们的审计准则也有类似的评价。税收制度的改革是永远都没有止境的，前面已讲过，我们也较早地建立起了基本制度。这是我作的一个简单比较。
我还记得1993年年初，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规划培训班，来自独联体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同行们也参加了这个班，主要探讨市场经济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等内容。我发现他们突然明白了一点：他们的国家都在卢布区，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讲都没有制度基础。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对这些基本制度缺乏了解，更不要说重建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最近一两年欧美特别是美国一直要求中国的汇率制度体现灵活性，要实现浮动汇率。既然我们要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必然要实行浮动汇率。问题是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制度安排，而欧美是有的。我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固定汇率，企业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规避汇率风险、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如何定价。因此，我们必须给出制度安排，还要通过培训让企业知道这一点。尽管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培训，但主动建立这样的市场是最为关键的。经过充分准备，2005年5月18日我们在银行间市场允许非金融企业进入交易，建立做市商制度，形成了浮动汇率制度之下的市场制度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制度，企业不会在这一制度安排下规避汇率风险，汇率浮动又比较大的话，那将对企业经营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这与刚才讲到俄罗斯的情况是一样的道理。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转轨非常成功，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毛病，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地区间的差异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不能非常有效和一致地执行法律、维护游戏规则问题；又比如说，我们的税收制度还不够公平，收入还过多地依赖工业生产环节，应当更多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不干扰资源配置的同时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及使收入更多地来自生产要素的所得上。还有在金融风险、现代金融企业运作和金融制度等方面，我们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然而，总体上中国改革是成功的，这条路是基本正确的。
4 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
中国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我简要归纳几点：
第一，中国改革从整体上一直是市场导向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及之后的理论，一直是指导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想基础，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最终确立，是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才开始的，因此必然形成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比较小心的，没有因为比较早地确立某一个目标而陶醉，也没有一下子建成某种目标形态的幻想，实际上也没有“天真”的条件。
第二，中国在改革起点时的发展水平，远远没有苏联经济发达，这时候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制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而在苏联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建立新制度则要复杂得多，强度要大得多。因此，对于苏联的改革来说，如果不经历比较大的痛苦就实现平稳改革，难度比中国要大。
第三，中国改革没有照抄别人，因为我们有历史教训。我们一直讲究实事求是，吸收外来成功的经验和理论，根据中国特点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是一贯的指导思想，一种深入骨髓的意识形态。
第四，中国改革既然走出了这条路，而且从开始以来人民群众就不断获得好处，他们就认为它是正确的、就拥护，改革为自身开辟了道路，就可以接着走下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路径依赖。
相关链接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初期，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基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这些国家开了“药方”，希望按照一种理想模式大规模地、迅速地、全面地建立起一套西方式的游戏规则体系，从而带动这些国家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的繁荣。根据新古典教科书所达成的迅速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战略被称为经济转轨的“华盛顿共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大部分按照这样的策略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这种改革模式有时又被称为“休克疗法”或者“震荡疗法”(shock the rapy)，这是一种以理想化的完美理念为引导的、基本原则性的、彻底的制度变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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