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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安
从本质上来说，人口问题也就是经济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从中国人口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约束也日益明显。具体来说，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对着三大人口问题的挑战：
第一，“人口红利”期的迅速缩短将使生产方式转变显得更为紧迫。“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人口红利”期有逐渐缩短的趋势。这是因为，迅速增长的劳动力人口可以是一个财富，但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人口转变过程带来的年龄结构的优化并没有充分显示出它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相反，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展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成为社会被抚养人口，贫困和失业问题日益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另外，从各地频发的“民工荒”现象，似乎也预示着“人口红利”的加速衰减。“人口红利”的缩短，使传统的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粗放式生产方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长期维持下去，这就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内在的要求。
第二，提前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将对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产生重大冲击。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发达国家从出生率出现下降趋势到进入老龄化社会，过程一般将近100年；而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到本世纪初就迈入了初期老龄化，过程不过20多年。“银发浪潮”首先冲击的是我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制。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高达5万亿元左右。而一些效益差的企业欠交保险费的现象很普遍，累计欠交达1500亿元，致使社保基金不足，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给养老保险造成很大困难；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将使现有生产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消费模式也会随之而变。特别应该提醒的是，我国的农村地区是在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已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第三，庞大的流动人口已经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般估计，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至少也在1亿以上。而且可以预计，未来还将有2亿的农民流入城市。中国人口结构如此大规模的变动，在世界上都属罕见。数量众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一方面改变了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另一方面，在为国内居民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的同时，也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就被打上了“粗放”的烙印。应该说，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是符合比较优势规律的。不过，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迅速变化和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这种增长方式就暴露出诸多的弊端，比如资源浪费严重、产品附加值太低、容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等等。因此，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绕不过去的“坎”。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正确处理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最终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要顺利收获“人口红利”，必须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首要位置。劳动力多只是出现“人口红利”的充分条件，而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才是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额外经济成果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应对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不仅要在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方面未雨绸缪，也要在生产方式和消费结构方面作出相应调整；最后，妥善处理好农民工问题，切实解决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最关切的困难，对农民工的流动“化堵为疏”，不仅有益于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也有益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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