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坏的制度与无制度的狂欢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 生

　　报载：最近，上海两所著名大学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进行了面试招生的试点。以两校在中国的地位，不由得人不期待其精彩。尘埃稍稍落定，笔者略作观察，不禁深深折服——到底是“馒头”诞生的地方！

　　我们首先来看复旦大学的考题。其中之一问：“上海有一家工厂污染超标，但市政府视而不见，工厂继续生产，污染不但加重，已经激起了市民愤怒，如你是一名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若你努力以后，问题仍没解决，你怎么办？”如果报纸的登载没有错误，学过逻辑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个pseudo-Question(假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假设A生说：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学生，可是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我鼓起勇气给《新民晚报》写了封读者来信，可是编辑没有登，我只好算了。就这个“问题”本身，这个回答不能说不是答案之一。如何让这样“消极”的回答者受到“惩罚”呢？只好借助于道德判断。我们不是说这个社会不需要道德判断，但高考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容不得道德判断泛滥，当年小平同志排除万难、决定高考不搞政审的远见和英明不知道出题老师有没有思考过。

　　再来看一道上海交通大学的考题，“所有老师中你最喜欢与最不喜欢的是怎样的老师？不喜欢的老师的课，你会上得好吗？”——假设B生说：我最喜欢的老师是英俊的老师，最不喜欢的是不英俊的老师；可是，不英俊的老师上的是主课，我不喜欢但也不得不上好——又是一个pseudo-Question。我们的出题老师究竟想从中考察学生的什么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中蕴藏着智慧、能力和品质的差别吗？

　　我们是很纳闷，但

复旦、交大同为985名校，英雄所见不可避免略同，比如两校都考到了校训——我们可以想见出题老师的潜台词：不知道我校的校训，说明你对本校没感情，还来面什么试。两校校训都是名言，下死功夫背背不是坏事，可是，复旦、交大现在在读的学生都知道本校校训及其来历吗？如果发现某个学生不知道，如何惩罚——面试的时候答不出来可就吃一个零蛋啊！

　　当然，两校考题也不总是那么土得令人郁闷的，从中，我们还看到了赵本山、范伟式的“忽悠”，比如：“问一个问题难倒我，前提是你自己必须知道答案。”如果我是考生，我的回答就是：“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禅味十足，令人神往。

　　而且，两校在面试中显然很着意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政治领袖的意识。复旦大学的问题之一是：“你是否赞成世博会在上海举办？为什么？”多么像电视台记者把话筒伸到汽车窗玻璃下的采访。不过，拜托，这是民意测验还是考试？复旦大学是一所国家投资的国立大学， 能不能上应当看我的学养，赞成如何，不赞成又如何，跟能力何干？

　　再看看学生认为最难的“问题”。“你对上海房屋规划中的房屋间隔问题了解吗？”——这是上海市规划局在招考

公务员，还是对外地考生的一种变相歧视？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不少人对高考有意见。但是，平心静气地想，高考是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是“中国奇迹”的真正基石，是目前中国“最不坏的制度之一”——政治学中，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高考为亿万有志之人提供了最公平的机会，来实现社会学上所说的“横向移动”(比如从苏北到上海)和“纵向移动”(比如从生产队记分员到复旦、交大教授)。高考制度下的“高分低能”者一直比“低分高能”者更少；清华、北大、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学生演绎的传奇，早就证明“北大学子改行卖猪肉”其实是难得一见的新闻。

　　正因为如此，对那些心疼孩子、担心孩子损失创造力的家长们，我们承认是出于善意，我们同意应当迎难而上进一步完善高考制度；那些对高考制度不遗余力加以诋毁、攻击，必使之崩溃而后快的“专家”们，我们不敢说其“潜意识”是想在无制度的狂欢中上下其手，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公社书记看两眼可以决定谁能上大学的年代，女“知青”、男“知青”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论学识、论见识，复旦、交大的专家们，当然不是当年某些无良的公社书记所可比拟的；“就社会上的学术造假发表你的看法”，也显见交大确实有面对“汉芯一号”之类丑闻的勇气。正因为如此，我们为他们以这么大的动静，搞这么一场看似有趣、实质“恶搞”之极的游戏，痛心不已。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