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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刘煜辉
近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表示，我国银行业机构已经饱和，因此将审慎设立机构。唐主席进一步指出，资本准入，即民营资本以参股现有银行机构的方式进入银行业，并不存在法律障碍，但银监会对机构准入持审慎态度。这并不是针对民营资本，而是考虑到银行业潜在风险较大、懂业务会管理的专门人才十分紧缺等。
不久前，中国银监会称将出台四大措施继续鼓励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发展，进一步扩大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银监会将提前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哈尔滨等5个城市的人民币业务，将积极研究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实行更加优惠的准入政策，继续支持外资银行在以上地区设立机构、开展业务。
面对外资银行快速抢滩中国市场的步伐，不仅设立机构数和在华资产数快速增长，更有大量外资行通过参股国内银行进入中国市场。那么，中国银行业需要一个相对规范、公正的竞争环境，则变得至关重要。监管者的职责在于监管，在于制定好规则，保证博弈的主体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中进行活动。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集中型的银行体制，存贷利差(价格)是管制的，出生证(准入)是管制，死亡证(退出)也是管制(政府信用担保)，如此注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缺乏竞争，也就丧失了基本的市场定价和风险分散机制，从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的低效率。因此，打破金融垄断、解除金融压抑，培育良好、公平、公正金融竞争的格局，最终提升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应该是我们金融改革的最高战略目标。
中国银行业问题事实上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体制性矛盾的累积，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进展缓慢。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本土民营资本难以有效摆脱行政干预，具有先天不足的特征。而外资机构进入至少可以避免内部人控制；同时资产质量会逐步提升，另外外资股东通常会要求自己参股的银行成立诸如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很多都是独立的第三方，加上引进独立董事等，这些制度设置倒逼着银行不得不再上一个台阶。基于此，“以开放促改革”为导向的银行业改革路径得以形成。但是，通过监管和治理使民间资本变得强大也很重要。
在面临外资竞争压力的情况下，除了要为银行业提供一个良性、公平的竞争环境，还要全面地理解银行治理，监管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包括内治理和外治理，所谓内治理是指股权结构、董事会、独立董事等一系列激励约束的内部组织架构安排；而外治理通常是讲外部约束。一个有效率的监管体系必然是，以建立和促进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风险为主，以加强政府、行业监管为辅的内外制度配套。当年德隆进入的往往都是一些地方政府治理不佳、金融生态较差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城商行最初多被当成是地方政府的准财政，很多已是资不抵债，地方财政已无力救援，于是这些城商行自然就成了某些民营资本进行灰色交易的猎取目标。在金融软预算约束和一些地方政府信用担保的情况下，民营股东掏空行为就在所难免了。可见，要保证民营资本不变异，关键在于：如何同步建立起有利于民营银行成长的地方治理的制度环境，这才是解决关联贷款、高比例分红等一系列内部人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一项非常重要但也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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