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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波
年轻的广州富豪、东江集团董事长黎永星私人珍藏的十多辆豪华老爷车近日亮相广州名车展。车展的主办方表示，继名车之后，这位富豪家族收藏的20架旧战斗机，不日也将展出。黎永星称，他们想利用这些旧战斗机办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黎永星声称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究竟将怎么办，人们并不清楚。不过，黎主营的是餐饮业，购买旧战斗机应该和他的生意无关，仅是一个私人收藏爱好而已。若进一步分析黎永星办“教育基地”的动机，可以看出，尽管此举有些许商业噱头意味，但在道德自觉上，年轻的富豪已从简单地追求奢侈品，进步到追求精神满足的层面上——而这些符号，恰恰是先富裕起来的商业精英群体开始绅士化“改造”的朦胧信号。
从英美等国商业精英由富而贵，先是“去草莽化”，然后追求绅士价值观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的商业精英恰好已经到了完成“去草莽化”的关节点上。加上转型期中国社会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中下层社会对大量财富拥有者的不满有蔓延的趋势，这些外在条件加快了新一代中国富豪的绅士化“改造”步伐。
“绅士”旧时指的是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比如一些有声望的地主和退职官僚。而在现代社会，“绅士”的定义则有了新的诠释，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符号，“绅士”在财富上具有实力，在品位消费、政治参与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引领社会的功能。
中国商人，特别是从草根层成长起来的商人群体，其绅士化的过程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通过奢侈品消费在外表形态上获得某种标志性满足。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拿财富反哺社会，以求获得精神满足和社会认同。也就是说，一些渴望改造自己、提升社会声望的商业精英，已经不满足于财富数字的变化，而是希望在更广阔的领域表现自我，扩大社会影响力。
黎永星的举动正有这样的特征。作为从底层打拼成长起来的青年富豪，曾因自己收藏的老爷车被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唐英年试坐，而在香港餐饮业暴得大名。在这里，黎永星对奢侈品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更是在追求一种身份标志和认同，是其商业拓展中的一个手段。不过，奢侈品消费只能是财富圈内的游戏，无法被更广大的人群所认同——商业精英要想赢得大众的赞许，则必须明示自己对待财富的态度以及服务公众的道德意识。
显然，商业精英的“绅士化”，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件好事。其根本意义在于，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商业精英群体亮出的道德标杆，将有益于消弭精英和大众之间那条“越来越深的裂痕”，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对于这一点，从西方一些国家和香港特区的“太平绅士”制度，以及传统中国的乡绅文化中也能看到历史的经验。无疑，要促进商业精英们的绅士化“改造”，一是要依赖这个群体的本体自觉和本能意识，二是要依靠社会的力量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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