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再分配化解苏州国富民穷之结

　　撰稿／CIEN评论员 朱冰尧

　　一项关于地方经济的统计数据近日引起媒体争议：GDP排行全国第四的江苏省苏州市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GDP高速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差异性造就了苏州“国富民穷”的话题。

　　依靠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苏州模式创造了经济增长“神话”，却要面对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现实。GDP的高速增长确实为苏州市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财富，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普通市民的财富增长，而是普通市民的收入偏低和公务员收入较高之间产生新的“二元结构”。

　　据统计，苏州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为6万-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万-1.8万元左右，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于是，收入差距就引发了当地人报考

公务员的热潮。

　　按说，苏州经济高速增长后，可以通过财富再分配让广大市民获益。但实际观察苏州市的财富投入走向后我们发现，经济增长首先让外资企业获得巨大利润，其次是财税收入增幅较快，公务员收入也是水涨船高，另外就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力度很大。这几方面的获益均与GDP增长幅度相符甚至是超出，但苏州市的居民收入增幅却低于GDP增长。

　　而苏州的现象绝不仅仅是偶然现象。看看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我们同样会发现，通过税收，中国政府的收入正在以超过GDP两倍的速度增长，已经达到GDP的20%，超过了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同时数据表明，中国15万亿GDP中，实际上超过10万亿元左右的资源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而这笔钱，大多都拿来做了各种投资，真正用于提高分配水平的不足一半。

　　从1997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2.6%，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仅增长了40.5%。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来看，2004年收入提高到19.3%，而支出提高到20.7%，几乎提高了一倍。　

　　政府增长的收入除了提高自身运转的开支，最大的投入应该是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显效性”，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自然会大量投资于基本建设，这样的增长模式也自然会造成像苏州一样的“国富民穷”现象。

　　因此，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有必要把人均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并列为考核指标。同时，地方政府在积累财富后，一定要首先考虑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做到“还富于民”。比如通过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提高百姓收入水平；政府加大基础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群众分享到改革的实惠；降低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分配比例等等。

　　著名思想家加尔布雷斯有一个关于“丰裕社会中的贫困”的论述。他认为，当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口已经步入小康，并且消费领域业已进入需求时代，“丰裕社会”就到来了，在这样的“丰裕社会”中更要关注贫困人群问题。

　　中国尚未完全进入“丰裕社会”，高增长经济状态下的贫困问题更显得突出和重要。应该说，目前并不是说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观念落后，而是这些以民为本的理念触及到一些官员的既得利益，由此就遭到了阻力。改革本来应该是利益的再分配，但这些年来，恰恰是利益成了扭曲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下，每一次经济的进步，往往都会演变成为一场掠夺财富利益的饕餮大餐。

　　经济先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之句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但当国民财富再分配被扭曲成既得利益集团的盛宴时，这样的“源泉”还会常流不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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