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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在很多人眼里，中国富豪就是典型的暴发户形象。幸好，英国人胡润近年来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鲜活的反例，使得上述描述显得以偏概全。在新近公布的2006年榜单上，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以20亿元的捐赠位列慈善家榜首，2003年至今他共捐出现金20亿元用于白内障病人的复明手术。
市场经济是我们已经找到的最能激发人们创富欲望的制度，然而，一个和谐社会决不仅仅意味着商品的堆积。市场经济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财富的集中不仅是获取规模效益的需要，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这一机制正是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因此，贫富不均是不可避免的，起点上的不公平又会导致更严重的分化。市场竞争的这种“马太效应”无疑是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之一。
对此，政府的有形之手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然而，在维护公平的同时也损害了效率。瑞典作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在取得高福利殊荣的同时，还意外地染上了一种病———“瑞典病”：经济增长缓慢，工作积极性下降，政府机构庞大等等。原因很简单，高额税收强行拿走了过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家甚至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把蛋糕做得更大。
慈善活动首先帮助社会实现了一种分工：在某个时刻，有些人在努力做大蛋糕，而慈善家则关心如何公平地分配它。这样，前者并不一定要随时准备把自己的财富贡献给社会，相反，可以把财富投入到再生产中；而慈善家是在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在社会范围内再分配。这种分工可以保证生产性更强的资源从事生产。这样，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府征税“一刀切”式的拙笨，能较好地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增加社会自我调节的韧性。
其次，慈善的作用在于在总财富一定的情况下，能够增进社会整体福利。同样是100元，对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下岗职工来说，意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慈善家把一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对整个社会来说，所增加的效用要大于减少的效用，从而会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
当然，慈善的社会稳定器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为其提供良好的环境。人们愿意慷慨解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能够信任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把他们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其实，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从事慈善与事业发展可以是相互促进的———古语有云：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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