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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陈永杰
据报道，德维尔潘总理于当地时间4月10日宣布对《首次雇佣合约》进行修改，以平息持续几周的抗议。
现在，还不能确定对法案的修改一定会平息抗议。但是可以断言，是次劳工法改革
引发的动荡，必定会对其它欧洲领袖产生震慑作用。
作为欧洲左翼思想的大本营，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法国的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固然格格不入，此乃进行经济改革举步维艰的文化原因。但是，经济改革的成败取决于众多因素，在此我们可以以瑞典为参照作一些比较分析。首先，要澄清一些观念的误区，福利制度并不一定阻碍经济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欧诸国。同样有着社会主义传统，同样走福利国道路，同样为适应全球化的冲击进行经济改革，瑞典就相当成功。瑞典屡次被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失业率低，经济繁荣。人均寿命全球最高，男78岁，女83岁。高度的社会保障水平使瑞典的公共开支长期占GDP一半以上，但并未影响其宏观经济表现。近年来瑞典的GDP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3%左右，通胀率低于1%，还经常有超过1%的结构性盈余。
其次，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加强人的竞争力。全球化的冲击之下，传统福利国家无疑必须自我调整以适应。但以降低薪金、减少社会保障的方式减轻劳工成本去跟第三世界竞争绝不可行，应该做的是致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是教育。瑞典对此非常清晰，它努力平衡高福利政策与经济的稳健增长，同时保持了劳工弹性。在瑞典，“弹性”并不是法国想要的“易请易炒”，而是一个综合的制度，包括了以福利促就业的政策，失业再培训计划和一流的高等教育，处处着力于提高国民的适应力。可以说，瑞典有活力与弹性的并不是制度，而是人。反观法国，失业的年轻人并未得到政府类似的协助，加上欠缺终身学习的文化，年纪轻轻就领取失业救济，积重难返，唯有长期依赖社会保障。
第三，亦是最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政府推行经济改革的处理方式。这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要有清晰的改革方向；二是要谋求社会共识。1990年代以来，瑞典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各种社会救助金、养老金到劳工保障等等都非常成功。瑞典的政策目标和实施方式非常清晰，他们追求高度就业和高度的社会保障，小范围的薪金级差，优良的公共服务以及一个慷慨的福利制度。支出来自于税收，公平靠的是资源再分配，因此瑞典人接受高税率和保守的货币政策(瑞典至今未加入欧元)。面对全球化和“盎撒模式”(Anglo-Saxon Model)的冲击，瑞典人明白高度的社会保障与高个人可支配收入，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该问题上，很多欧洲国家却存在混乱的经济思维，它们既想要美国式的收入水平和公司税率，但又想拥有瑞典式的公共部门(例如德国)。公开透明的政策辩论因而非常重要，它让公众明白两者间必须有所取舍，并以民主选举的方式决定国家方向。
政策讨论还有宣传的作用，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推行改革，避免经济改革容易衍生的恐慌情绪。法国这次的劳工法改革，快速启动了立法程序，事先却没有咨询工会，期间又不进行有效的政策辩论说服公众，最终导致了现在的走向。
作为“社会模式”与市场经济成功结合的典型，瑞典人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未出现过骚动，原因是政策制定者知道要小心听取各种意见，在未获得足够支持前绝不轻举妄动。瑞典能够成功进行改革并维持社会稳定，或许是因为他们更加懂得怎样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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