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与国企如何共舞

　　□本报记者 贾林男／文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革命。

　　“政府和市场不断争夺制高点的过程。”美国人丹尼尔·耶金的表述最为准确地概括了这一革命的实质。中国28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相 互较量的历史。

　　未来五年，这种较量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否在一个平台上“共舞”？4月9日，由中华工商时报与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与会嘉宾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无论是坚持“国退民进”的“激进派”，还是主张“改革国企”的“改革派”以及呼吁两者“共荣共生”的“温和派”，大家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只有一个：正如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司长陈全生所说的，中国的改革要往前走，一个是研究“应该怎么办”，第二是研究“可能怎么办”，这两个必须要研究，不研究这些理论性的东西是不成的，但更现实也或许更重要的是，还要研究“只能怎么办”。

　　理想大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探讨“民企和国企如何‘共舞’”这个话题，实际上反映了民企生存状况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希望中，企业应该不分国有、集体、民营，而是在市场中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身为国企老总中房集团总裁的孟晓苏，并不讳言国企中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搞不好，主要原因不是出在后面两个字‘企业’，而是在于前面两个字‘国有’。”为此，他表示应该努力推进“新公有制”———马克思理想中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转化成为公有制。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才是真实的集体，真实的共同利益。”孟晓苏说，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新公有制或者未来社会

　　的理想，指的是多元股东构成的社会公众持有的，或者说在多少人以上持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将来会成为市场的主体。

　　孟晓苏说，中央要求要大力发展其他社会资本，包括私营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就是把原来的国有制变成多元股东的混合所有制，而这种混合所有制产权逐渐明晰了。同理，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私有企业也面临问题，将来也会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

　　而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凡生，则坚持应该加快“国退民进”的步伐，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不是“民企和国企能不能够共舞”的问题，而是国企要加快它的改革步伐。

　　“当“

十一五”结束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应该怎样走向世界，如果我们还在讨论国企和民企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步伐太慢了。”

　　“如果保留国企来跟民企共舞，就会产生对民企的腐蚀，就会产生我们稀有资源被大量的国企白白浪费掉了。”郭凡生说。

　　选择但中国的现状很显然是双轨制，客观的现实就是国企、民企并存。

　　做过国企老板，现在兼具政府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陈全生从现实情况分析，国有企业只有经过“四步分离”之后，才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分离则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发展的空间和道路。

　　陈全生说，国有企业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又大又全。国有企业要想变成国家级的，要想在世界具有

竞争力，就要把“效益不好的业务分离出去”、“辅助生产系统分离出去”、“零部件业务分离出去”，经过三步分离之后，剩下的企业以一业为主“合并同类项”，形成新的具有一定竞争力、主业突出的集团，这个时候集团的总部也要进行“第四步分离”，即把不相关的业务分离出去，比如人力资源部外包。

　　“突出主业不仅是国有企业的事情，也将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机会。”陈全生说。

　　既然国企应该是“有进有退”，那么它们应该从事什么领域？陈全生认为，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以后，国企应主要从事资源性领域的工作。

　　第一应该向垄断性资源领域发展。“我国小批量、小宗矿产资源储量占据了世界垄断地位，这种特点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比如稀土，中国占全世界的储量的95%，但我们在稀土行当里面有130多家企业在竞争，国有、民营、集体、外资竞争的结果是相互压价、恶意竞争，20多万块钱一吨，现在变成5万块钱一吨，结果欧洲和日本乘虚而入，都买了十几年的储量。“这些领域国有企业进去通吃，通吃之后垄断经营，不仅可以保持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的筹码。”第二是进入稀缺性资源领域，比如开一个铜矿100亿美元，民营资本受到资金的限制，只能由国家去。第三就是进入石油等战略性资源。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则认为，由于民营企业在国际上受到的政治牵绊比较少，同样也可以适当进入上述领域，“是可以和国企共存的。”

　　当场最年轻的嘉宾，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用“1＋1＝11”的例子，说明国企和民企可以“共赢”。他认为，只要国企和民企目标一致，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很多结合点上都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为整个民族和市场，为双方的共同发展创造增值的空间。

　　现实在公平竞争环境迟迟不能到来的情况下，“戴红帽子”、“曲线救国”成为现在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的路径选择。“我看就是敌后武工队化妆进城。”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对此给出了形象比喻。

　　正如埃德加·斯诺那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漫长的革命”，其实中国的革命从来就不是理想主义者的舞台，而是现实主义的角斗场。在不能改变大环境的情况下，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具备适应“中国国情”的耐心。

　　“在改革转轨的过程当中，车开快了就会翻，就这个道理。”陈全生说。

　　一直认为中国改革步伐“已经不慢”的陈全生认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是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市场垄断合为一身的，他认为现在已经对这三种垄断做出了回应：“比如我们搞技术进步，就使原来的自然垄断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手机的发明就是把原来固定电话的垄断打破了，这是技术进步对于原有自然垄断的影响；第二我们搞深化改革，对原来行政垄断进行了摧毁，不断地打破；第三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原来的垄断是以本地为主的垄断逐渐瓦解。”

　　“每一个

垄断行业的背后，都有长期奋斗过的老同志，你要考虑，不考虑你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国情，否则你很难讲垄断的问题。”陈全生表示，历史地分析形势以后，就会知道：“这长期形成的，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

　　陈永杰说，实际上国家高层十分明白“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的道理。1979年邓小平就找到荣毅仁等老工商业主说，你们仍然要动起来，钱要动起来，让他们来发展经济，支持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在那时，“发展民营经济”将是未来改革的方向的战略构想，领导人已经心中有数。“但如果小平同志1979年就公开表示要发展民营经济，会得到什么反响呢？“陈永杰说。

　　或许正如陈全生所言：“妥协是一种更高级的改革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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