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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吴仪副总理访问美国期间，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鲍克斯联合其他17位参议院议员联名致信吴仪副总理，要求中方在此次中美商贸联委会上采取措施，处理两国经贸不平衡状况。其中特别要求中方“大幅度、可检验、持续地”减少盗版、侵权等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尤其是结束音像制品的盗版行为。
几乎在每一次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知识产权问题都成为主要话题。其实，近些年来
，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已经作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和严格执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美国之所以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中国频频发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知识产权的产生和销售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是美国知识产权重要的消费国，美国从向中国出口知识产权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益。这些超额垄断利润，不仅为美国知识产权的再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动力，而且使得中国在知识产权的生产和消费方面陷入了绝境。
美国知识产权的生产，除了依靠美国严密的法律制度之外，更多的是依靠外来人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优秀科技人才，在接受初等和高等教育培训之后，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为美国企业生产大量高科技产品。美国企业将这些产品和技术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后，销售给许多亚洲国家。换句话说，在美国知识产权的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为美国提供了人力资本，而美国只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就能从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
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知识产权生产销售制度安排。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人才教育上出现了“外部性”特征，大量优秀人才流失美国，所以才促进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美国拥有知识产权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如果只看到知识产权消费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而没有看到人才流动所导致的知识产权生产领域中的不平衡现象，就不可能制定公正的知识产权交易制度。
因此，讨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必须与人才保护问题联系起来。如果没有看到知识产权的生产机制，没有在保护人力资源要素方面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仅仅在知识产权返销中国的过程中强调中国的责任，这是不公正的。
当前，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在强调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喜欢以汉堡包作为购买力评价的实物标准，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合理。殊不知，如果按照人才培训标准，由于美国大量使用中国高科技人才，在计算知识产权价格时，应该考虑到中国的人才培养成本，适当降低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知识产权的价格，确保中国在知识产权的生产销售方面能够获得相对公平合理的贸易条件。
简单地说，由于美国企业在知识产权生产过程中，使用或者变相使用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在中国市场销售知识产权时，应大规模降低知识产权的销售价格，不应该从中国市场上获取知识产权超额垄断利润。
美国在传统货物贸易中，谋求贸易平衡，可是在知识产权贸易中，却希望中国能够网开一面，让美国企业获取超额利润。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中国当然需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如果没有把知识产权的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联系起来系统分析，那么，试图单方面压制中国，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与国情不相符合的保护手段，强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一种极不公道的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既然能够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获取巨额的知识产权贸易利润，那么鉴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给美国输送了大批高科技人才，美国应当在这些地区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基金，用于补偿这些地区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所付出的巨额费用。只有这样，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才能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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