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汇率博弈 非理性的理性碰撞

　　程实

　　看过200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Crash》(碰撞)的人都难免会在若有所思之余由衷地发出一声叹息，这部由保罗·哈吉斯导演的小成本影片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种族、文化、人性之间无可奈何但又不可避免的“crash”。令人深思的是，这种“crash”中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因为所有人在深思熟虑地做出理性选择之时，身不由己地深陷于“伤害者”和“受害 者”角色转变漩涡之中。

　　中美汇率之间的Crash

　　用宽广、深入、中肯的国际视角看中美汇率博弈，人民币币值“小幅升值，频繁波动”的市场特征同样发人深思。过滤掉投机放大的干扰效应，汇率博弈波澜起伏的背后是中美两国经济理性的激烈“crash”。就算这种“crash”的结果可能会是两败俱伤，但这种“crash”的形成却是势在必然。唯有对此溯源了然于胸，才能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博弈保持防微杜渐的审慎姿态。

　　4月6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报收8.0098，虽然这一升幅与人民币近期平均单日波动36个基点的幅度相比并不算大，但是它却将人民币带上了8.01元关口，创下汇改以来的又一个新高。毫无疑问，人民币币值的日趋坚挺和波动频繁与美国一段时间以来的持续施压高度相关。自2月10日美国公布2005年对华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以来，波特曼的《中美经贸关系：更多责任和执行力的新阶段》报告、舒默和格雷厄姆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相继走向博弈的中心舞台，美国在国会选举即将到来的微妙时刻，毫不避讳地向中国发出贸易威胁和汇率警告。虽然古铁雷斯的访华、吴仪副总理的访美让中美博弈逐渐迈向相互谅解、相互体谅、相互让步的适度均衡，但美国在人民币问题上至今没有明显让步。

　　美国的围魏救赵式策略

　　那么，美国缘何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如此不依不饶？设身处地地以美国为中心思考这个问题，不难发现，美国对人民币施压是“攘外安内”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对人民币施压是美国内部压力外部化的重要举措。近来美国经济数据和经济政策的变动都暗示着美国经济业已在“双赤字”的不归路上渐行渐远。“双赤字”结构是美国经济是美国经济稳健复苏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积重难返的赤字问题的关注，为了推卸政策选择导致“双赤字”的责任，不少美国政客选择了“围魏救赵”式的策略，通过把美国经济失衡归因于中国汇率政策的选择失当，将内部压力宣泄到本就具有争议性的中国经济上。

　　另一方面，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是“弱势美元”政策的核心一环，更是打击欧盟经济的战略手段。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日益匮乏、货币政策的逐次收紧、贸易逆差的逐渐积累以及国际储备结构的趋向多元，“强势美元”政策有如鸡肋，逐渐成为制约美国出口增长、经济复苏的瓶颈所在。斯诺去职的传闻四起进一步肯定了美国汇率政策由强转弱的趋势，近期美元的市场走势也基本反映了这一政策取向。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比价作为美元汇率结构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对美元币值的整体表现影响深远，美国通过向人民币不断施压，力求为弱势美元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奠定市场基调。

　　更进一步，美国煞费苦心地以施压人民币为手段，试图给予复苏中的欧盟经济以致命一击，毕竟现阶段欧盟作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成员，一直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心腹大患。从欧盟的反应来看，美国“假道灭虢”的汇率战略已被洞悉，4月初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关于人民币升值影响的报告中就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汇改稳健有序进行的大力支持，及对美国施压人民币的极大不满。

　　总之，美国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期待来源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思考，虽然略显自私但也有理可循，并不像眼界狭小者所言全然是无理取闹。不过遗憾的是，美国的理性并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利益提升，中国基于自身政策目标别有另一种无可非议的经济理性。

　　中国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经济理性在于保障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如果中国政府在外部压力下如美国所愿激进改革汇率制度，那么不仅汇率安全会受到投机势力的强力冲击，而且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也可能面临“一刹就死”的尴尬，如此一来，内外均衡都可能陷入交替恶化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是内外失衡同时存在，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两极分化、失业居高、粗放增长等负面因素造成了内需不足，这实际上是顺差高企，人民币遭受非议的根源所在。因此，在内外失衡之中，内部失衡是关键。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同时，优化内部金融环境、激活内部市场需求，才是保障中国经济稳健增长的理性选择。如果能够重振国内需求，那么进口状况将大为改善，而出口激增的局面也能得以缓解，进而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外部压力也会相应减小，而外部均衡的优化也会反馈给内部均衡以持续、健康的增长动力，稳定、适度的物价水平和充分、和谐的就业形势。

　　显然，这种追求汇改稳健的中国理性与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美国理性是大相径庭的，在冰与火的持续角力之中，人民币不可避免地走出“小幅升值，频繁波动”的趋势图。令人遗憾的是，理性的“crash”某种程度上而言是非理性的，中美经济在汇率风险的潜在影响下都面临着增长瓶颈。中美博弈回归合意均衡，显然需要一些“非理性”的大智慧，只有中美双方各退一步，忍受各自短期经济利益的小幅牺牲，在相互理解之中寻找两种理性的契合点，以共同努力减小汇率波动中的市场风险，中美经济才能在海阔天空之中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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