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之路 既要农民进城市也要农村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北京报道

　　报道

　　民工潮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一直把农民工群体视为一个水池，不断有水从池外(农村)流向池内(城市)，同时也有水从池内流回池外。目前，站在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角度看，进城农民是否应该大部分留在城市？留下来之后，如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

　　新一代农民工进城：“不打算回去了”

　　“一个农村青年来到城市，他首先需要工作，需要一个职业规划，这个规划可以是打工、积累经验，跳槽、培训、晋升或者改行以及深造等等。同时，他还要生活，因而还需要一个人生规划，诸如谈恋爱、结婚，租房、买房，抚养子女，治病养老等等。但以前的城市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恰恰忽略了后者，只强调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把农民工40岁之前年富力强的时段使用完后，交回农村了事。实际上这是对农民工积累技术经验的浪费。而农民工自己却不会忽略人生规划，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梦想。”国务院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陈剑波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他对农民工留在城市的看法。

　　而他的这种看法，也正代表了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4月2日傍晚，北京南三环洋桥附近一个简陋的“话吧”里，四川农民秦士贵和儿子正在给家里打电话。

　　大约15分钟后，这两个人才打完电话走出“话吧”。

　　无论形象还是气质，老秦和他儿子小秦正好是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打工族的真实写照。这一点，从爷俩的衣着打扮上，便可轻易区分：老秦头发蓬乱，衣着简朴，一脸的沧桑；小秦的穿着则和城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

　　老秦43岁，2000年来京，在洋桥附近的一个水果摊卖水果。小秦19岁，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先是跟舅舅在家乡的县城学修车，后来嫌活儿累，就一直在家闲着。

　　今年春节一过，早已在家憋坏了的小秦跑来北京，在工地做了3天小工就死活不干了。他通过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应聘大兴区的一家私营服装厂做了一名勤杂工。

　　“孩子有了稍微体面点儿的工作了，我替他高兴，打电话就是想和他妈商量一下，准备给孩子买部手机。”提起买手机，旁边的小秦嘿嘿地笑着，一脸的兴奋和喜悦。老秦说在城里挣钱不容易，平时舍不得花，但为了儿子，这钱花得值。“不能让孩子委屈，再说，有个啥子事情也好联系。”

　　老秦白天卖水果，晚上就在附近小区地下室存车处的空地上打地铺。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和前几年比，现在赚钱多了，开销也大了。赶上周末，一天能卖400元。作为外地人不敢短斤少两，有时碰上老主顾秤还要“高高地”往上甩，利润最高也就是30%。像这样除去刮风下雨坏天气外，月收入大概2000元左右，一年能挣近3万元。

　　“看起来是不少，可辛苦了一年，却没剩下多少。上级主管部门收取的摊位管理费，一个月固定是600元，加上执法部门的罚款，一年将近8000块。别看这管理费上写着的也是罚款费，但我们都习惯了，还生怕他们不来罚呢。不罚，就是不让你摆摊了，那就惨了，就没有收入了，这才是大麻烦。”

　　谈起城市生活的感受，老秦眉头紧缩：“我是一头连着老家，一头连着城市。家里3个孩子，两个小的都在上学，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北京，说是做生意，其实拼的是体力，一年下来，老好几岁。这几年，每天都是早起批发、上货，回到摊点开张卖货，直到晚上11点左右收摊。一年四季就在外头守着，虽然算不上挣血汗钱，但起码是辛苦钱。今年明显感觉身体不行了。有时候就想，干脆回老家算了，可是一家老小还指着你寄钱回家过日子呢。”

　　和老秦的不乐观相比，小秦则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么多名胜古迹，这么多高楼大厦，这么多名牌轿车。北京是首都，是国际大都市，我是不打算回去了，就在北京扎根了，一定混出个‘人样’来。”

　　小秦的想法代表了进城务工的新一代农民。

　　进城容易留城难：社保门槛高

　　4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份调研报告中获悉：目前我国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6%，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据统计，截止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为1.8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3亿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9000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专家完成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调研报告尖锐地指出：“社保制度门槛高、转移难，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是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农民工对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缺乏信任，对自己以后能否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心存疑虑。”参与调研的专家分析，由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而农民工流动频繁，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接续，多数农民工参保很难达到该年限标准。有的地方还规定退休前5年必须到该地参保，这实际上把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排除在外。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目前我国农民工所在单位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饮、服装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用人单位主观上不愿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买单”。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对推进农民工参保也有顾虑，主要担心社保缴费会影响本地的投资环境，把好不容易引来的投资方吓跑。

　　另外，除了社会保险外，目前商业保险市场还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工“量身订做”的产品。即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推出的“建工险”也是意外险，被保险人是从事建筑工程施工人员，而不仅仅是农民工，专门的农民工疾病保险及养老保险则很少。

　　由于现行政策允许农民工退保，结果导致农民工流动时反复参保、退保，有的甚至在同一地区更换工作单位时也先退保、再参保。在农民工集中的广东省，有的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以上。“退保使农民工只参保、不享受实惠，不仅直接损害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的对等权益，而且反过来又影响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

　　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增长期，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万至800万人。 但一直以来，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最主要的是工资偏低且拖欠现象严重。

　　据河南、四川和湖南三个农民工输出大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工资只是城镇职工的60%，如按小时工资计算则更低。工资前清后欠的情况仍然存在，且工作时间长，安全条件差。

　　从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典型调查显示来看，有些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左右，每月工作超过26天。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比例高，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缺乏社会保障。

　　劳动保障部2004年对4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为12.5%。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率为10%左右，养老保险参保率为15%左右。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这些问题会影响建设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也会严重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提起农民工在城市的境遇和未来生活，陈剑波研究员表示担忧。

　　观点

　　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

　　采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

　　陈剑波

　　国务院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

　　茅于轼

　　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华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减少农民加速城市化进程

　　陈剑波：关于新农村建设，可能要长期伴随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哪一天才算完成了呢？那就是农村的人进来了。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农村人进来的问题，显然不能说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成功的。应该说这个过程历朝历代都没有完成，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代江南非常发达的工商文明，但是从来就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居民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

　　自1994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人口迁移严重不足的高速工业化和高速城市化历程。土地减少了1亿多亩，城市的扩张速度也非常快，但是真正按照享有城里人同等权利的农村人口的迁移是严重不足的。

　　怎么解决农村人口的户籍迁移问题？除了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的平等，及让农民呆得住、留得下、住得起，享有和城市人口平等的就业机会外，还应平等享受教育机会，获得同等的医疗保障。

　　目前在政策研究界和学术界也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关于我们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有一些研究宏观经济的同志认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是支撑中国经济20年高速增长最重要的部分。这三个圈的快速城市化是市场推动的自然过程，挡不住。我们应该重点把城市化战略放到快速增长的地区。实际上，我们从政策上来讲一直是强调城镇化发展战略，而如何对待城镇化发展战略又涉及到我们工业化的战略。

　　总体来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之后出现了乡村工业化阶段。但从当前形势来看，若要推动小城市发展，就必须要强调县域内的工业发展。

　　如何在县域内让创业的人顺利实现创业，降低税收和工商各个方面的门槛，特别是在金融体系方面的扶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茅于轼：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中国有8亿多农民，5多亿城里人。如果要建设农村，使农村的收入提高，非得减少农民不可。假使有一个农民从农村变到城里来，那么就减少了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者从而增加了一个消费者，那些农民的收入就可以提高了。不看到这一点，想要稳住农民留在农村，这条路肯定是错误的。

　　农民问题的根本点在于增加收入，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到农产品市场上主要是生产吃的东西，如，粮食、肉、水果、药材，还有少数的棉花等一些工业原料。。

　　这个市场谁在享受？占人口40%的城里人。市场就这么大，除非你能出口，因为我们非常缺土地，整个农产品的生产优势不大，包括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在内。

　　尤其现在有一个新的特点，全世界农产品整体过剩，粮食过剩，水果过剩。所谓过剩就是价格不断向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比其它工业品价格相对一直在往下拉。虽然土地减少这么多，农民减少这么多，但是产量还是太大，卖不出去。粮食的价钱比上世纪50年代降低了一半，这种情况下想让农民增加收入只有一条办法，减少农民，这是建设新农村最基本的背景条件。我们有时候看不清这一点，另外我们饿肚子饿怕了，总怕粮食不够吃，没看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完全改变了。

　　中国城市化进程至少还需55年

　　华生：我们现在城市化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或者速度不是超前了，也不是同步，而是大大滞后。这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没跟上，而是战略指导方针上有偏差。

　　特别要注意的是，现在所谓城市化率的提高是一个虚假的提高。我们是按照进城的农民也算做城市化率，把流动的农民算成城市人口，按照这个城市化率说我们每年提高了多少，但如果把这部分扣除掉，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很低的，在30%以下。跟世界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路径严重偏离，这是我们国家新世纪发展的主要矛盾。

　　配合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新农村建设就有地位了，除了在农村这一块要做一定的投入(在我看来主要是投在教育和医疗上)，另一块主要是帮助他们转移到城市，使新农村建设放在中国新世纪发展这个大局看，位置就会很清楚。

　　我认为新农村建设非常重要，是我们大局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果要问中国在新世纪发展第一位的、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恐怕还不是农村问题，最大的矛盾实际上是城乡问题。

　　中国跟世界其它国家或者说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从发展模式上、从城乡差距上，还是从收入水平的悬殊上来看，最大的特点是我们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要把城市和农村隔离开来。这一点从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情况没有根本变化。

　　茅于轼：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农民逐渐减少的过程，新农村建设必然和城镇化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没有城市化，眼睛光看着农村，搞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失败的。新农村建设这个口号应该加以补充，就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而且要把城镇化放在最主要的地位。

　　中国现在出现的城镇化问题，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严重滞后。我们有了不到两亿的农民进了城，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完全变成城里人，这部分人都没有解决问题，后来的人又怎么解决？

　　在整个政策层面上，如果城镇化滞后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村问题就很难解决。

　　那么怎么加速城镇化？刚才两位老师都谈到，比如城市里面的就业机会要增加。怎么增加？让他有自由创业的机会，政府不但不加以干预，不给他们出难题，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另外，医疗与教育也要一视同仁。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天能做到的，但肯定是要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新农村建设。

　　至于城镇化进程需要多少年，很多人统计过，过去20几年每年减少0.8%的农民比例，也就是1000万人左右。如果按每年1000多万人进城这个速度，就算每年减少1%，以现在是60%的农民计算，如果要减少5%至少还有55年。

　　怎么才算新农村建设完成？就是已经不需要再减少农民了，农村就这样了，理想状态下还得55年的进程。

　　陈剑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城市化的战略特别是城市的发展一定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通过战略设计出来的，我们没有人能够想到上海这么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小农村会在一百多年以后变成国际都市。

　　江苏南通是张俭先生建纺织厂开始，也是从长江边上的小渔村变成一个中等城市。从我们现在农村发展的一些实践经验来看，也已经开始呈显出这种趋势。

　　谁知道华西村会不会变成一个小城镇或者小城市，他们现在已经并了很多村了，

横店集团也是这样。我想，这方面的城市发展确实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说，提出城镇化的战略并不是说要把财政的资金放到小城镇去建设，因为财政资金对城镇的投入应该是改善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逐步使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居民享有普通的生活设施并能逐步趋同，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只有这样才能引进一些投资机会在小城镇实现，为中小城市的工商业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

　　那么，是不是能够期待出现全部的中小城市都能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市场的过程，不是设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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