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模式引发论战 苏州学界称贫困一说不客观

　　□本报记者 郝亚超

　　4月4日，某财经文摘类杂志刊发了一组由其编辑部自采的稿件——《苏州“贫困”调查》，对GDP高速增长下苏州市普通市民收入缓慢等系列问题进行了采访，一时引起热烈讨论。

　　“我们暂时不便说什么，我们是抛砖引玉，期待各界更多、更客观的看法。”本组稿件的采访者之一邱恒明说。

　　不同角度的论断

　　这组文章分四篇：《苏州模式调查》、《GDP飞涨掩盖下的“贫困”现实》、《平面镜里看苏州》以及《赵晓：苏州的真相仍在雾中》。其中，前两篇言词偏激烈些，“咬住”普通市民收入与GDP总量下的差距不放，提出系列颇为尖锐的问题；而后两篇文章则更中性些，对前面提到的问题做了相应的辩解。

　　以依靠外资来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是苏州模式的核心。苏州模式是否是导致苏州普通百姓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在网络上，支持“是”观点的人数明显要超过“否”的观点——这一方面与网络固有的易偏激特性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问题的真实存在。

　　《GDP飞涨掩盖下的“贫困”现实》中认为，苏州在创造经济增长“神话”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贫困”的现实——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土地资源的减少，民族品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及“世界工厂”的身份。

　　“在这样一个称作‘人间天堂’的地方，很多人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富庶。在一座GDP排名居全国第四位的城市，人们并未更多地考虑如何创业，而是纷纷加入到报考公务员的洪流之中。”

　　一些支持此观点的网友纷纷提供出各种事实，佐证以上的观点——

　　“我老家是苏州管辖的太仓……那些普通的工人，他们的工资竟然和我离开那个地方的10多年前处于同一水平。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和GDP的不断增长相比，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直接导致了无法形成区内经济的良性循环。”

　　“看看苏州每年给国家财政上缴的利税吧！全国第三啊！仅次于上海和天津，请问作者还有什么话说？如果把利税的十分之一用于提高苏州市民的生活水平，相比全国没有几个城市能比得过苏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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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激烈的争论中，也有不少人对这场“论战”抱以相对平和的看法：

　　“我以为文章还是公道的，善意的。大可不必因此认为苏州一无是处。但是，也不能认为苏州是批评不得的。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在GDP增长的同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应有相应的提高。”

　　“这是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苏州不这样走，恐怕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路子。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有了 物质基础，可以逐步调整……从基础上抬高苏州民生水平……利用外资的力量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

　　苏州学界声音：“贫困”一说不客观

　　“要讨论苏州模式，我认为先要明确一个立足点：是找苏州的毛病，还是借鉴苏州的经验？”江苏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陈忠老师反问道。

　　陈忠举了一个例子：车子一开到浙江，就会发现路就比较差一些。尽管浙江老百姓很富，但公共资源的提供却比江苏差。苏州的一个最大成功就是，民众所享受到的公共资源水平很高。忽视这一点来谈“贫困”与否，很不客观。

　　江苏大学博士生导师、苏南发展研究院院长任平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更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数据，来反驳“贫困”一说，“新闻媒体很容易找到个案来说明某个问题，但那不是科学的态度，不够严肃。”

　　“苏州的‘开放型经济’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经济学上的‘微笑曲线’——在经济结构中，研发和销售都在外面，只有组装在苏州。而利润是两头大，中间小，恰似嘴角微笑时的曲线。组装工序是简单劳动，你给予的是低价值的劳动，所以收益肯定也低。在苏州，打工者的收入只占GDP总量的27%，相对发达国家的比例要低。”

　　导致普通百姓不很富裕的另外一个原因，任平教授认为，是“开放型经济”模式发展以后，使民营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这是客观事实。

　　任平教授认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苏州上缴财政收入的比例过高。

　　他举出一组数据：以2005年为例，苏州市全口径的财政收入为900亿人民币，上缴国家600亿左右。苏州上缴财政收入的比率远高于上海。

　　“如果根据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留利’的话，苏州老百姓那就太富了。即便是现在，苏州市也基本达到了江苏省定的小康水平指标(仅森林绿化率和研发经费占GDP比率两项未达标)。”

　　实际上，有关苏州市“富政府穷百姓”的探讨，无论在苏州政府系统还是学界，都不是一个新问题。

　　“讨论的大致结果就是我上述的几个原因。不过，从2003年开始，市委市政府都在着手改进，比如说促进创新与创业等。”任平教授说。

　　任平教授认为，在《GDP飞涨掩盖下的“贫困”现实》一文中所提到的几个尖锐问题中，相对来说，“土地资源和环境问题”更客观些。在承载了400余万外来人口后，这一问题确实是个挑战。而其他评价苏州“贫困”的观点，都失之偏颇，不够严肃。

　　“我们编写了《苏州之路》一书，在其中，我们做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苏州模式的优劣，要放在大背景下来讨论，而不是只侧重某一方面。”

　　“论战”背后的社会心态

　　“这场讨论也可以视为有关‘改革成败’讨论的一部分。”陈忠老师认为。

　　从以GDP为标准来评价城市或者某一模式的优劣，到从民生本位来讨论某一模式的优劣，反映了大众媒体以及民众心态的改变。这实际上是物质较为丰富之后，要求公平的一种必然思维。

　　“如果说苏州仅因为老百姓收入相对政府公务员来说少，就被冠以‘贫穷’的帽子，那很多发达国家也是‘贫穷’的。其他地区可能普通百姓月入1000，而公务员是2000，觉得没什么差别；而苏州百姓3000，公务员挣6000，人们就不平衡了，其实都是相差一倍。只能说，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要求公平的心态越来越强烈而已。”一位苏州人士王洪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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