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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国务院及财政部下发了有关文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时，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每桶40美元)所获得的超额收入，国家将按比例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
通俗地说，这就是所谓的石油“暴利税”。它的开征被认为是打造成品油定价体系
重要的一环，因为预计政府随后将陆续推出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燃油税等相关政策，最终完善国内的成品油定价体系。同时，石油“暴利税”也被认为是对三大石油巨头高额垄断利润的调整。长期以来，石油寡头们利用其垄断许可和庞大网络获得了成百上千亿的利润，这些利润被公司内部及一些海外投资者所分享，而它导致的外部效应却被社会所承担。
累进的石油“暴利税”的开征是件好事。垄断的市场权力带来高额利润，西方成熟的政府都对此进行税收上的限制。但老实地说，也要提防潜在的问题。因为垄断的市场权力几乎都有运作空间，将税收上的成本转嫁出去。
爆出大丑闻的安然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也曾遭到税收上的困扰，但它成功地说服了布什政府，摘掉了电力的价格控制阀门，然后通过减少电力供应的方式(根据需求弹性变换原则)，缩小了量，抬高了价，依然最大程度地占有了垄断利润。
显然，开征石油“暴利税”也可能会有相类似的情况。石油巨头可以根据需求弹性来决定它的价格高度，如果减产、高价，再考虑抵消掉特别收益金，仍然是有利可图的，那么石油巨头就倾向于玩弄价格控制手段，像安然那样。最后的结果是，即使国际油价在一个适度的位置，国内的开采油价依然很高，同时整体油价将跟随国内的开采油价走，形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内高油价局面。这同过去国内相比国际水平为低的油价正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虽然高油价带来的价格效应可以导致节能局面的出现，使消费者更加谨慎小心地使用油，但是，这种价格效应应该是以一种缓慢温和的面目出现的，如果价格升幅过于凶猛和持久，会对中国这样的能源需求大国打击过甚。中国的技术变迁和体制更新速度跟不上价格变动的速度，也意味着一场灾难的来临。
石油“暴利税”带来的另外一个有趣问题是，这笔钱将如何花？政府已经表示，用这笔钱去补贴给那些受油价影响的低收入者。但是，如何甄别出受油价影响的低收入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实际上，补贴特定人群的政策总存在一定程度的“补贴漏损”，并且在这种转移支付的过程中，钱会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中游走，如果在部分官僚主义者手中发生了某些流失，最后评价补贴的效果，也许并不特别乐观。
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将石油“暴利税”直接划到社保里去。石油企业的暴利是建立在全社会之上的暴利，比如存在着环境污染的问题，都是由全社会埋单的，因此理应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这项利益。此外，我们还可以把石油“暴利税”推广到更多的自然资源垄断领域和行政牌照垄断领域，前者包括电力，后者比如电信。根据其行业特点和垄断方式，制定出相应的特别收益金制度，并将这些收益金统统划给社保，使得社保拥有垄断利润流的源源支撑。当我们的社会在这份荫庇下变得更为和谐、更有保障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有更多的人都享受到了特别收益金所带来的特别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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