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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夕，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一行赴美与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波特曼共同主持在华盛顿召开的第1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并率大型企业代表团与美方签署合约，购买了总值44.4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包括汽车、软件及电子制品。胡锦涛主席即将访美，期间中方亦可能与波音飞机公司签署一项波音飞机的采购合约。这样，预计中国企业与美国公司的合约总值将高达150亿美元左右。
此前不久，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等官员刚访问中国，就美国最关心的中美贸易赤字、中国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等议题与中方对话。美国两党议员亦不时有相关的提案和呼吁。
中方对美方的几大焦点议题各有回应。对中美贸易赤字及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问题，中方强调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失衡，其中的主要表现是美国对华高科技的出口潜力完全没有得到释放。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中国国家航天局副局长罗格访美与美国太空总署官员讨论中美航天领域合作时表达的遗憾，中美航天领域合作迟迟未有突破，他希望美国在此领域能够“更开放”。与去年中海油并购事件相类似，美方在高科技领域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基本按兵不动。
对于汇率制度问题，中方则强调进行适合国情的渐进调整，并且近年在汇率制度市场化方面已经有非常重大的突破。但是美方仍然希望中国按照自己期望的步调进行调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方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击盗版的力度，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美方则一如既往地在两个方向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一是巩固美国提出的一整套知识产权保护要求所产生的影响力，二是继续在具体的产品保护方面收集证据，提出批评和要求。
作为一个老牌的商业国家，美国在国家之间商业贸易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讨价还价策略，往往能够把本来就很强的议价能力发挥到极致。美国这种议价的国家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把政治、经济、文化诸项国家能力进行合理调配，转化为随机应变的实力。这种实力最高端的表现就是国际经济体系的“美国标准”，比如知识产权制度和汇率制度的美国化要求。
其实就知识产权保护而言，在二十世纪前期之前，美国自己一直都不是产权保护的模范，在十八、十九世纪，美国甚至是全球的“侵权”大户，当时呼吁保护知识产权的是那时的领先者英国和德国。不过，世易时移，现在美国以全球最强大的技术及贸易实力，再发展出一整套理论来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便可能不仅在实力上而且在意识上对后发国家形成一种压倒性的优势。
对于美国这种将自身的利益要求转化为一种制度性规范的议价策略，美国国内亦多有学者指出，这种把与目前美国的发展水平相配合的制度标准加之于远远落后的后发国家之上的策略，并不合理。美国在拉美国家推行经济体制的美国标准所遭遇的指责，显示了这一策略的内在困难。
同时美国在保护自身利益方面又有着非常严格的自主性原则。这种自主性原则最重要的口号是保护国家安全。在这一原则的审视下，其他国家基于自由贸易的要求往往被解释为包含敌意和侵犯美国利益的要求。高科技领域和战略资源领域的贸易即往往如此。
美国这种被称为双重标准的内在矛盾，为每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国际议价提供了一个范本，即大家既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来要求对方，又可以按国家安全的诉求来拒绝他人的愿望。这也是WTO谈判难以推进、国际贸易秩序通过民主程序难以达成的最根本原因，从而显示实力比规则在国际贸易中更具实质性意义。而美国最突出的地方，正在于以其实力为支撑，它所支持的一套原则和秩序更容易作为“科学”而被接受。
对于中国这样同样要求自主性，又有必要与美国达成良好交流合作的国家来说，最好的议价策略自然是一方面坚持按本国实际来进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用好自己的实力筹码，灵活扩展与美贸易的空间。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中美双方就汇率制度等问题纠缠不清之时，从中美贸易的大局着眼，中国政府主动安排巨额的采购计划，为中美贸易的拓进发出积极的信息。而美方亦会投桃报李，继续生意，继续纠缠。(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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