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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若森
在体制转轨中，对于改革的激进性与渐进性、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以及政府主导改革能力等等的共同预期严重影响了主要利益集团的政治嗅觉与偏好，进而影响其改革参与行为。在既定制度环境之下，利益集团行动的目标在于影响政府的当前决策，而一旦面临重大改革，游说或阻挠的重点往往即会立即转移到了改革本身。而正是这一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各利
益集团的政治斗争热情与积极性，因为竞争的目标已经不再仅仅是政府当前决策的收益，而是在于改革之后的多元化远期收益。而且，较高的利益诉求往往会吸引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制度投入到不同偏向的改革游说之中，从而使得政治争夺更为激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那些在局部改革中基于规制真空寻租的利益集团往往会抵制改革，或者尽力减少改革的深度及其影响范围。
除了日益增强的改革游说与阻挠活动之外，改革的前景往往尚会促进代表特定利益主体的政治利益集团组织的形成。因为基于改革的普适性，改革影响的往往是同一类别的利益主体，而共同的利益则常常促使这些利益主体采取集体行动，不同的利益集团亦正因如此而自发结成。在改革的非常时期，游说与阻挠的投资与成本不断增加，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政治冲突的紧张程度亦随之提高。
如果改革旨在寻求公共利益的改善，亦即通过减少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并且在民众中公平分配，则在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即会相对缓和。然而，在实践中，改革却恰恰有可能或在一定阶段恰恰有可能是维护与保障特定利益，亦即其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满足特定群体的利益。如果改革旨在或导致这种特定利益，则其显然会招致广泛的反对。于是，即使改革的前提业已具备，改革的吸引力还是会随之下降，因为民众担心改革已经出现偏向，尤其是，他们尚担心如果要想成为改革的获益者，其恐怕要花费其难以保证的巨大成本。正因如此，尽管不改革时期的收益低下，但不改革反而往往更受推崇。抑或，改革展开之时，如果政府决策对某些利益集团不利，则以前隐藏于非正式部门或组织中的资源与价值活动即会立即显现出来，结果往往是对自己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心存怀疑的利益集团即会强烈反对所谓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
对于改革心存疑虑与担忧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改革可能导致巨大的政治活动成本，因为即使那些在未来的政治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利益集团亦会关心其付出，而且不仅政治竞争需要付出成本，享受改革本身亦需要付出成本。于是，结果很可能是改革可能带来的效率与收益被政治活动所蚕食，从而使得改革劣于死守。尤其是，政治活动所需要的资源或成本很可能超出改革带来的收益，从而使得参与利益博弈的主体的境况相较先前要更为糟糕。为此，利益集团自然的反应即是防止这种浪费性质的政治活动发生，进而抵制改革。
很显然，社会确立改革的意愿与能力受制于政府受政治利益集团组织及其力量影响的程度。如果政府公信地承诺响应民众的改革需求而保障公共利益，则只要具备改革的条件，改革即会实现。除了宪政保障之外，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尚在于社会对于宪政制约的认同及在实践中对其的遵守。此外，政府拒绝重新分配财富以获取某些利益集团的支持对于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不言而寓或心照不宣的意义政府往往了然于胸，这其实是一种治民策略而已。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改革来看，政策争论中的政治竞争与公共参与明显加强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公开的政策冲突亦成为了显而易见的平常之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或读出，成功进行改革的关键在于发展公民社会与民主参与机制、透明化与规范化政府决策过程以及制度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机制，抑或，对于制度变迁中改革需求能力的实现而言，这些制度基础应该是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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