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转折 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

　　本报记者 赵忆宁

　　矛盾凸显期

　　《21世纪》：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有很大争论，您觉得“十一五”规划能不能给这个争论画个句号？

　　白和金：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对重化工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实际上不是说重化工业不需要发展，而是按照传统工业化的思路还是按照新型工业化的思路发展的问题。“十一五”的转折性意义之一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交接，是传统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弊端充分暴露的阶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关键的阶段。

　　“十一五”的另一个转折点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从前2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注重效率，追求快速增长，追求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发展战略采取的是“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先富起来，当然也讲到要兼顾公平，但是公平是摆在了“兼顾”的地位。现在，采取这种发展模式所遗留下的问题更加凸显：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地区之间不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不协调、内外部不协调等等。所以说，进入21世纪前20年，既是发展的黄金历史机遇期，又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

　　不单单是发展问题，也包括改革问题。前20年改革主要是打破旧体制，主要采取政府放权让利的方式，叫做普遍受惠，无非是受惠程度上有差别。而当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进入一个从前20年以破旧为主转向立新为主，要建立健全和完善新机制，要对已经形成的各种利益关系做一次新的大改变，攻坚难度非常大，风险也比过去大得多，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比过去的难度也要大得多。

　　《21世纪》：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什么样的基本要求？

　　白和金：有这样几点，第一是经济市场化的推进要基本完成。可以说前20年主要是完成了产品的市场化，即产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以基本取消指令性计划为标志，包括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基本完成，产品价格基本上由市场供求形成。现在在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生产流程中间，指令性计划的比重不到2%，可以说微乎其微。95%以上的产品，无论是农产品、轻工业品、冶金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市场自主形成。目前，市场化主要是规范性差的问题。

　　更突出的问题是在要素配置和产权制度的市场化问题上，要素配置和产权制度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双轨制，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市场化问题。包括资本要素、土地要素存在明显的双轨制；产权制度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产权制度，无论是在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很多腐败现象、寻租现象都是和产品市场双轨制相联系的，倒卖统配物资、倒卖批文之类的，现在这些问题少了。当前的腐败寻租都是同要素市场的双轨制和产权制度的双轨制相关，所发生的案子都是和金融、证券市场、信贷银行业、土地相关，还有人事与国有企业改制、转制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些都是要素市场的产权制度的问题。

　　《21世纪》：所以说，下一步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点要进一步推进解决要素配置和产权制度的双轨制问题。

　　白和金：是的。第二点，就是尽快把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完善起来，特别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充满竞争，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构筑一个安全网的话，那在市场竞争中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振荡。还有社会信用制度、公共财政制度都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

　　第三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定位问题。前20年，中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资源配置上，政府还要审批项目、批资金，个别还要干预银行的信贷、企业上市，在股市上2/3的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是不流通的，这些都是双轨制的典型表现。政府批土地、强制征地、低价征地，对这些企业的领导是行政性的，并不是经过市场选择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这些问题都可以看出政府主导的色彩。甚至在非公经济的私营企业也看到政府主导在干预的影子，比如江苏的“铁本事件”。

　　《21世纪》：之前20年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关键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白和金：任何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的规制，政府要制定一些市场规则，而且要维护市场规则。政府的协调也很重要，政府的

宏观调控也是不可缺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主导和主宰市场。政府的作用是增进市场的积极作用，但是对市场所固有的缺陷，比如说市场失灵、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等问题发挥作用。

　　一个比较健全、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初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性更高，也应该是法制化程度更高的市场经济。按当年(1992年)小平同志的说法，估计可能还要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比较成熟、比较定型。

　　机制新探索

　　21世纪：在这种背景下， “十一五”规划的性质、功能、发挥作用的机制就必须要有创新，必须要有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就表现在这次规划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所创新。

　　白和金：“十五”计划已经发现每一个部门都搞专项规划，专题规划不规范，很容易回到以前的规划体制上，就是大家仍然比较看中批项目。另外，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推进，如何体现计划或者规划的基本性质是指导性的，既不能取代市场，又不能扭曲市场经济的作用？用什么手段实现？比如宏观调控，如果手里面没有一把米是“叫不来鸡”的，我们讲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结构的调整，其中政府的作用显示在政府投资，包括垄断性行业，如果手中没米怎么办？又如何调控？所以，这就需要探索规划实施的新机制问题。这次“十一五”规划在总结前两个计划的经验基础上，对总体的规划纲下面要设置的专题规划做了规范，并不是什么行业都要去搞一个专题规划。

　　21世纪：关于能耗、污染、水资源三项重要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之中，其操作性如何？

　　白和金：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能耗，统计监测和监察体系就要建立起来。同样，水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也是由

能源部门、水务管理部门、环保部门核查之后才能算数。而且要把这些指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中，将来就不考核GDP增长多少，而是考核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对一些大耗能、大耗水、大量消耗资源、占用土地的一些产业，要制定各种市场准入的标准，符合标准的项目才能上，不符合标准的项目上了也要停产整改。当然这是一些直接措施，还有一些间接调控的措施，比如说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运用价格机制来降低能耗。所以，这个就要探索一些新机制。

　　投资体制也要做重大改革，改为核准制和备案制。不是核准投资项目的经济问题，而是核准外部性的问题。备案当然就更明白了，在国土资源开发布局上明确划分四类主体功能区，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经济开发区、技术开发区，就是从这些方面来探索实施新技术。

　　另外是指标的约束性，内涵主要是两类，一部分是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等，而这些是属于约束政府自身的指标，是要检查考核的。约束性指标并不落实到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上，而是表现在对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外部性问题，主要是资源、环境问题。当然最后还包括进一步明确建立形成一种规范的中期评估制度、后评估工作等等，这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实施的新机制，这些内容都体现在 “十一五”规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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