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的城市建筑

　　杨乐渝/文

　　据报道，目前，各城市纷纷把幸福指数纳入城市评价体系，以改变单纯以经济指标评价城市发展的做法，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势。其中就有北京，千年的古都，中国的首都，我生活的城市。

　　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叫“我爱北京天安门”。而如今，驱车在大街上，驱车在二环、三环、四环上，除了天安门，已经很难辨识这是北京了。

　　1987年秋，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和一个朋友骑车去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还没有“整治”，晚秋的夕阳撒在四处散落的残垣断壁上，火红的颜色从石头中渗透出来，让我想起三天三夜燃烧的夜晚；湖边的芦苇在晚风中摇曳，仿佛唱着一首凄婉的哀歌，令我久久沉浸在这段民族哀伤与悲愤的记忆中，并从中汲取某种能量，那时，我觉得圆明园虽然被毁了，但还没有“死”，还有某种生命的气质。“整治”后的圆明园焕然一新，成了一个公园，每到节日的时候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可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散落的残石、摇曳的芦苇，当然，还有那段惨痛的记忆了。这回，圆明园是真的死了，继英法联军暴掠后，又被我们自己狠狠地补了一刀。

　　被毁掉的当然不止是

圆明园，与“燕京八景”、明城墙、中轴线、胡同区、五十年代俄式风格的建筑相比，圆明园只是城市大革命中的被“清洗”掉的一部分。2005年，一个外国人，美国城市规划专家Jeffrey Soule在走完长安街后感叹：“这个有着世界上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质问：“为什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莽撞行事，穿上一身俗气的洋布褂呢？”事实正如这个外国人看到的那样，北京的文化遗产、北京的城市记忆、北京最引以为傲的标志，正在迎接奥运会的脚步声中消失。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当八十年代末德国东西柏林墙拆除的时候，该中心购买了其中一段运回美国，安置在洛中心的

写字楼前，以留住那段历史与记忆。相形之下，以“拆”为荣的千年古都北京作何感想？2005年夏天，在洛克菲勒中心广场，入夜时分，建筑立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屏幕，各个年代的美国诗人关于纽约故事的诗歌像一曲曲乐章从建筑上流淌下来，那时，广场上的市民，甚至建筑本身都沉浸在历史的追忆与体验中，沉浸在对城市的热爱与自豪中。留住珍贵的记忆，成为建立城市精神的基础。

　　同样被“清洗”的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非典的记忆。2003年，北京遭遇了惨痛的非典之灾，无数医务人员与普通市民倒在这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的灾难中。稍远一些的是文革，北京作为策源地，六十年代后期在这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浩劫，一个民族居然疯狂到要切断自己的根，毁灭所有的规则，与自己的祖先、历史与文化决裂，这场中华民族最为惨烈的心理伤痛至今还在延续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正是因为失忆，文革式的自虐行为还在延续，所不同的是从文化转移到了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转换成了物质大革命。我们可爱的北京，正在这样的“革命”中一天天地消失。

　　不能想象，一个连自己文化与历史都不尊重的民族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一个丧失精神内涵的民族能真正拥有自信并强大起来。我们在批评日本人失忆于侵略历史的同时，在讴歌德国人具有反思勇气的同时，在批判陈水扁数典忘祖的同时，是否应该深刻地检讨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犯下如此的错误，是否应该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是怎么对待自己过去的？有一位叫巴金的老人反思过，即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没有失忆，仍像飞蛾一样追求光明。

　　温故而知新。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不会知道朝哪里去，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城市也如此。当北京的城市官员们在宣讲“八荣八耻”过程中，能够意识到其实最大的耻辱就是不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可持续地”抹杀城市记忆的时候；当我们的官员能够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城市所具有的无限价值的时候；当我们的官员能站出来对非典承担责任并尝试建立一座非典纪念馆，以记住那场灾难不仅带给我们痛苦、同时也创造出城市凝聚力的时候；当我们不再把城市文化仅仅理解成轰轰烈烈办音乐节、艺术展，而是放在官员意识、政府公共服务、市民素质、行业道德等基础层面的时候，北京恐怕才有资格去宣称“人文奥运”，才有基础去编制城市的“幸福指数”。

　　相反，我们还是先编一套“痛苦指数”更为合适，建议的第一个痛苦指标就叫——失忆。

　　

哈佛大学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世界资本正在流向更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将更多地展现在可持续发展性上。城市文化、政府意识、市民素质、公共服务规则正在成为吸引投资的重要砝码。现在是该北京很好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竞争力的时候了。

　　借用革命导师列宁的话作为结尾：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作者为额尔古纳市城市规划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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