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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郭宏超
一个星期前，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一场“资格测试”，准备参加高考的上海部分中学生如果通过了这轮测试，将有机会进入下一轮面试，面试过关就意味着跨入复旦校门了。3月初，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宣布了今年的自主招生改革方案，两所高校这一全新的改革探索，备受社会瞩目。
众所周知，我国高考中现存的保送生制度很容易滋生腐败，成为有钱有权人家孩子上大学的“绿色通道”，因此公平性成为公众对此次改革的争论焦点。据悉，报考上海交大甚至不需进行资格测试，而是直接由考生自愿向所在中学提出申请，由所在中学在给定的推荐名额内向交大推荐。这样，如何真正保障录取的公正性呢？上海两所大学的做法是，在进行面试前，除了个人基本信息和申请信外，学生还必须提供由中学盖章确认的高中成绩单、任课教师的推荐信以及获奖证书等有关能力特长证明。两所大学分别专门成立了由150名左右的不同学科领域的教授组成专家面试团，具体到每个学生的面试，由学校随机抽调5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进行，录取结果最终由专家面试小组商议确定。
这种形式类似中国证券市场的发行审核制度。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公开发行股票，必须通过证监会的审核。从几十名专家组成的发审委中随机抽出几名专家组成审核小组，执掌大权对某个企业进行资格审核。这个审核小组的名单极其保密，审核细则达一千多页。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这样，发行审核中的腐败行为还是层出不穷。这样严格的程序都无法保证公正性，这次的高考改革也不能不让人担忧。
对被长期诟病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我们应该积极支持，但是首要的问题是要保证公正性。而上海这两所大学的上述措施很难打消人们的疑虑。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曾坚定地向外界表示，“学校的招生过程严格按照‘公开’原则。此次改革坚决拒收‘条子生’。”但是，态度的公正无法代替制度的公正性，如果制度存在着可以进“条子生”的缝隙，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另外，这样的改革也牵涉到公平性的问题。现行的教育制度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地区歧视，越是国家教育资源投入多的地方，高考分数线就低、录取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农村学生在高考自主招生制度下竞争力弱于城市考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农村中学的推荐不够分量，另外农村考生也缺少各种能力证明材料、获奖证书和特长证明(除非能吃苦也算是一项特长)，有些学生连计算机都没摸过。在面试上，农村学生也根本无法与城市学生较量。后者见多识广，有大量的信息获取渠道，而很多农村学生甚至连课外书都很少能看到。这样背景下的较量公平吗？
更深一步说，上大学对农村孩子来说不仅是改变命运，同时也是他们城市化的途径和过程。大学自主招生高举素质教育大旗，试问素质教育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是否是空中楼阁呢？秦绍德说，此次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变高考这个“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为“素质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的改变并不能改变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格局，无法让人看到优质教育资源流到教育落后地区的前景。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样的改革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城市考生的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农村考生考到名牌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这只能进一步加剧不公平。
即使是在教育发达的美国，他们的“高考”被称作“学术能力测试”，但也是以测试学生的学习能力为主。这种考试每年举行7次之多，考生参加的次数不限且以成绩最高的一次为准。同中国的高考独木桥相比，我们应该认识到，高考不是也不应该用来测试素质教育成果。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最有效的途径是国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改善当地孩子受教育的环境。高考改革不应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从中国当下教育境况来看，改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比改变高考形式更能达到素质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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