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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继2001年初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同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强调“常修为政之德”之后，本月初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最近中组部的通知中，把学习贯彻“八荣八耻”已提升到是“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的高度上。这充分表明，道德建设已经日益成为
重要的执政主题。
虽然“八荣八耻”的论述中强调它的全民性、普适性——“全社会”、“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都是它的践行者，但是，我们认为，其意义首先仍应是法律和党内法规之外的一种“官箴吏规”。
中组部的通知中说，对“八荣八耻”的贯彻是“当前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这是说了大实话。因为，首先，以党员为主体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自然应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其次，道德、道德感的缺失，从来不存在一个“由下而上”的逻辑过程，有一个成语叫“流风所及”，而缺乏道德等“不正之风”的源头不在民众，道德重建、全社会讲“公德”必须由官员讲“官德”开始；再者，如果把对“八荣八耻”荣辱观的贯彻，都体现为如某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文件——要求中小学生以“少女迷恋刘德华”为反面教材来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像这样的大呼隆、一锅烩，无疑是对一个本来严肃命题的“卡通化”，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社会效果。
“耻”这个概念，在中国起初就是由对官员的要求标准中来的。《论语》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士者仕也，简言之就是做官和有资格(学识、品行)做官的人的指称。子贡问怎么样才能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士呢，孔子说，首先就是要知耻。最起码是要自己的人格道德没有污点，再高明些就是顾炎武解释的“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行己有耻，常怀律己之心，就是胡锦涛曾多次强调的官员应“常修为政之德”的基本。
在另一方面，道德特别是公德，与法律一样，在本质上都是权力与利益的副产品或曰衍生物。道德与法律本身，就是“导人向善”这同一个主题的高阶与低阶，同出于调整社会关系中各主体之间的权利边界使社会更加和谐的目的。它们是个人与个人、国家与个人、各个阶层之间的公共契约，对它们的共同认可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但是前提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权利边界的清楚划分。比如“公德”，就必然应建立在“私权”明确的基础之上。因为，构成道德上的“冒犯”或者法律上的“侵犯”的前提，是“边界”的存在，而边界的存在恰恰说明每一个个体都有一块“领地”是“自治”的。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包括“公德”这样的公共规范)是建立在承认私有领域(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公共”的存在是对“个体”的存在的表证。
比如，应“互相尊重”是一项公德，那么实际上它揭示的是，你个人有一些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诸如人身权、财产权、言论权等等。我蔑视、嘲弄你的这些权利起码是不讲道德，而侵犯它们无疑就是犯法，只有我承认你的这些个体权利，并且自觉的不去蔑视、嘲弄、侵犯它们，“互相尊重”这项公德才能达成。而且，不仅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孟子说“君若视臣如草芥，臣则视君如寇仇”，王权社会的君臣关系如此，现代社会的政府与公民、公权与私权、机构与个人的关系同样如此，威权造就的驯服或盲从，与建立在因权利边界明晰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和谐”相比，从来都不会是稳定的。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史说明了这一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的中国革命史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谦让”是一种美德，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究礼仪的“揖让之邦”。何谓“让”？让的前提是你有可“让渡”和“授让”之物，它必须是你的自治之物，你有处置之权。小处说，“让他三尺有何妨”，前提是宅基地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则谈不到“让”这种美德的体现，最多叫做“不争”。这也意味着“争”这种不和谐的情况已大量出现，“无主之地”即便我不去争你也会去争，你正用着的我也尽可去“争”来或者“征”来，因为你对它没有私权或者私权边界不清晰。换句话说，私权越不明确，换来的越不会是公共利益的扩大，反而会是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共同受损，道德也将黯淡无光。
在各种领域，我们往往都能看到，公德的张扬是与私权的明晰联系在一起的，“君子之风”通常来源于各个利益主体对彼此互认的、并能够被保障的“当然权利”的尊重，这或许才是我们在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中尤应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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