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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彭兴韵
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总体上较高，而且投资率(投资与GDP之比)也在波动中上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投资率为38%，而到2004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44%的高水平。与投资率上升相对应的是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6%。最新数据仍未公布，但可以肯
定，2005年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状况基本还会持续。
低最终消费率与高储蓄率不过是硬币的正反面。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率，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特征。长期的高储蓄率，使得中国在全球性的不平衡中，已然处于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一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对其的诸多解释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一般而言，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无外乎三个：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积累。在技术进步率不变时，尽管劳动力和资本都遵循着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规律，此类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上升，仍然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率。反过来说，如果技术进步率的上升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不足以弥补因资本积累导致的资本边际生产力的下降，那么，要保持既定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要有更高的资本投入。
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积累已经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应当较改革初期有了较大幅度地下降，但我们一直保持了全球最高的增长率。是故，中国改革以来近三十年来以高投资增长率、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为特征的高经济增长，实际上反映了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弱。缺乏充分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被人们称为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它现在也使得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矛盾变得突出。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然而，许多人在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简单地归结于，降低投资增长率、降低投资率和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更形象的说法是，要让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乍看起来没什么不妥，因为，按照国民收入核算原理，从总需求来看，GDP的构成无非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在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不变时，降低投资，消费也就自然增加了；如果其它三个都保持不变，那么，消费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更何况，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费。
然而，这样的算术恒等式并没有揭示经济增长的复杂机制。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既要让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又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可能的。更直接地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进步和劳动投入的增加，贸然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会是一个伤害。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需要有更多的市场机会增加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出路只有一条：技术进步。即是说，如果中国要保持改革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幅提高，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从这点来看，中央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切中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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