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竞争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狂欢”中，原本意味着创新与进步的“竞争”过程，演变成了一个“看谁比谁便宜、谁比谁更能支付更低成本”的“竞次”过程

　　众石/文

　　中国人对于“外资”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招商引资”的口号在学界和业 界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争议。今年两会期间，新的质疑浮出水面——这次的矛头，指向跨国公司的并购狂潮。

　　政协委员李德水说，在中国，跨国公司已经从合资、合作到独资建厂的早期过程，发展为“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企业”，进而实现其垄断中国市场的目标。而最后的结果，将使中国经济患上“核心技术缺乏症”，“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为谁辛苦为谁忙？

　　李德水是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显然，作为政协会议的提案人，他要比历次统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表现得更敢说敢言。今年年初，在总结2005年经济形势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德水给中国内地飞速增长的外贸总额下了一个定义，叫做“过路财神”。当时他说，这个话题三天都说不完。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讲述了一个鼠标的故事，可以证实李德水判断的中立和直观性：Wanda牌无线鼠标是美国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销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公司拿走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 Wanda的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而生产地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记者的结论带着某种奇特的同情心——负责营销这种鼠标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比中国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

　　过去几年，中国着力推进的“外向型经济”成就斐然，连续翻番：到2004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05年这个数字再创新高，达1.4万亿美元。而2001年的进出口总额还不到2700万美元，平均增长速度约25%。另外，2005年的贸易顺差也超过1000亿美元。

　　然而，庞大的数字背后，大约60%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国公司创造的。尤其在电脑部件和电子、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外资公司在出口上则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对于数字格外敏感的李德水认为，在目前发展模式下，看起来GDP增长很快、规模也很大，但却是“虚胖”。

　　GDP是个地域的概念，虽然财富在一地(国家)被创造出来，但其所有权和支配权未必完全属于当地(本国)政府和人民。如果大量利润和社会财富的控制权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尽管GDP总量很大，而中国的利益却受到损害，人民也得不到实惠，并可能直接威胁国家。收获了漂亮的数字，流失的却是大部分利润——表象背后，其本质逻辑是中国经济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上被固化在低端位置的竞争格局。结果是，中国自主技术被边缘化，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成为泡影，最终被迫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布局中的某个可供随意把控的环节，威胁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李德水质问：“那样的话，我们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

　　两大理解误区

　　至少有如下两种对于市场竞争观念的理解误区导致了目前的糟糕局面。

　　其一，多年来通过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竞争，忽略了在长期技术水平不能提高、工业自主性无法加强的情况下，优势可能转化成“比较劣势”。发展经济、提升工业

竞争力，其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增加中国劳动者自己的福利，而我们的工业化过程却只能充当跨国公司“打工仔”的角色。据测算，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国内主流舆论基本上将其看作为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天然差距”而坦然接受。

　　近20年间，中国GDP增速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该幅度。反观日本，该国1950-1980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期，工人工资以超过70%的增速赶超了美国。而中国经济也增长了近30年，却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工资长年不增长导致“

民工荒”的现象，同样，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的起薪点不断降低，这些现象无不预示着包括人民的工资和福利水平，正与飞扬的经济上升曲线呈反向走势。

　　如果长期以来的“竞争”优势只有劳动力便宜这一条，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狂欢”中，原本意味着创新与进步的“竞争”过程，可能会逐渐变成“看谁比谁便宜、谁比谁能支付更低成本”的“竞次”过程。正如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袁剑指出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其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这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

　　这几乎是一个荒谬的悖论。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不仅与真实的国家核心竞争力毫无干系，而且其本质也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的方向相违背。如果人自身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不值钱，那么发展经济的意义何在？

　　其二，追求所谓“充分竞争”的理想状态，认为竞争越激烈市场越繁荣。事实上，所谓的“充分竞争可以达到市场资源最优配置”的自由市场原理，在现实残酷的商业竞争中从未出现过。市场的真实图景即优胜劣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终形成一种由高到低金字塔型的市场等级秩序。用经济学经典教课书的话，自由竞争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垄断”。

　　对于国内经济生态圈，所谓引入竞争只是一种手段，目标还是要激发本土企业的自身活力，进而通过一定程度的竞争(所谓鲇鱼效应)，培育本国的优秀大企业和真正有领先技术能力的优秀公司。当然，这种企业必然在一定范围内将是“垄断”的，否则它怎么能和那些垄断的跨国公司去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警惕“过度开放”，就是要防止“充分竞争”带来的自我伤害和损失。不是要拒外商于门外，而是要把握一个分寸：引入外商的目标绝不是将自己的市场拱手相让，而是要通过与他们的“适度竞争”，缔造本土强狼饿虎一般的超强企业。

　　然而，目前中国的外资企业几乎畅行无阻，不但在多个行业开始占据垄断地位，并且把吞食的目标已经瞄准了在产权改制中急于“套现”的地方政府所控股的企业。而作为仅存的一些优秀地方国企的控股方，许多地方政府为在财政收入和政绩榜上有一个漂亮的“数字表现”，不惜与外资达成某种“合谋”，进而把外资这条鲇鱼活生生养成了鲨鱼，断送了本土企业的市场空间和成长机会。

　　如上说述，所谓“外向型经济”，在中国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廉价、中国的市场越来越被跨国公司左右的过程中，其实正在变成“依附型经济”的代名词。政府要员李德水先生所发出的感慨，与近年来企业界“警惕中国经济拉美化”的呼声遥相呼应，深刻地描绘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和危机。

　　“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这句中国总理的格言，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及微观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绚丽的GDP数字背后，我们必须重新理解“竞争”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媒体铺天盖地的“自主创新”口号才不会成为空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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