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哺 主角与新农村

　　李广锋

　　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3万亿元，如果全部用于农民，农民以8亿人计算，每人每月不到400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要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关键是农民的创业积极性能得到国家和整个社会格外的培植和呵护。

　　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的建设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已经写入了“十一五”规划纲要。对此，想必没有人会持反对意见，关键是新农村应该怎么建？

　　1999年，北大林毅夫教授针对当时

通货紧缩的形势，第一次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概念。他指出，解决中国工业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突破口，仍然在农村。7年间，这一观点被广为流传。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一观点仍然是站在城市看农村，并且带有一种较强的功利色彩。农民本不富足，非让他们积极消费或去人为制造消费，也不现实。笔者“斗胆”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应明确一点：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去为农村、为农民谋些利益，而不是背后总想着去解决城市及城市人自己的问题。

　　关于怎样建设新农村，相当多的专家推崇韩国“新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经验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村民提供水泥和钢筋，修路、建房，改善农村面貌。而对于中国来说，农民人口如此之多，农村地域如此之广，国家财政还不充裕，有限的转移支付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可以计算一下：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3万亿元，如果全部用于农民，农民以8亿人计算，每人每月不到400元。

　　并且，大规模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可避免地会要求农民出钱或出工，农民刚刚从农村税费中基本解脱出来，又将背负上新的经济压力。我们曾经全国农村学大寨，一哄而上造梯田，这种运动风潮不能再出现在新农村建设中了。

　　一味看好韩国“新村运动”，还反映出一些人基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角”到底是谁？不是国家，不是城市和工业，真正“主角”还是农民自己。

　　现在拿国家的钱，不管是去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柏油路、通自来水、通有线电视、通电话等，还是去推广农村养老和

医疗保险、补贴化肥农药、免费发放课本等，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国家“贴钱”只能起到诱导作用和改善生存环境的作用，农村发展关键还得靠农民自主创业。

　　补充一点，对于“主角”，笔者说是农民而没有提到农业，是因为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现状和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在当今这个已经发展到知识经济、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农业必然属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大国，即使是有限的现代农业，也解决不了中国众多农民根本的致富问题。

　　建设新农村的第一要务是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农民自主创业发展的积极性是新农村建设最根本的动力源。而这种积极性又从何而来？

　　笔者在高中以前一直在鲁西南的一处农村成大。春节回老家，父老乡亲告诉说：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人心散了，家家户户自寻财路，集体的事没人管。农村税费基本取消后，加之没有其他资金来源，不少村集体可谓不名一文，村干部都没人愿意当，有的村甚至三四年没有村主任了。一没资金，二没技术，相当多的村户农业外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

　　这就是中国农村现状的典型缩影。

　　近日，中央电视台还有两档节目让笔者震动：一个是“

焦点访谈”报道山西的一些乡镇“面面儿”(咖啡因类毒品)盛行，甚至在热闹的婚庆场面上，主人家也备了“面面儿”招待客人。“面面儿”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管理的散乱现状。另一个是CCTV二套节目披露海南锦绣大地公司仙人掌订单诈骗案。不少农户接受了锦绣公司仙人掌培植项目，并签订了产品回收合同，但是到最后产品没人回收。农户少则损失几万元，多则三四十万元。仙人掌订单诈骗案，同时揭示了农民单户创业的外部环境之险恶。一个村里或几个村里有一个上当者，其他农户恐怕都不敢再轻易找财路了。如此几番，人的求富之心就要死掉。

　　媒体上刊登一些先进农村的发展经验，也并不是让落后农村简单地去模仿。中国新农村建设没有简单的模式可以遵循。从国家层面讲，韩国“新村运动”不行；从一村一户讲，国内的华西村、南山村恐怕也不行。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要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关键是农民的创业积极性能得到国家和整个社会格外的培植和呵护。

　　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讲，我们希望农民兄弟即使外出打工，也能安心地工作，工资能安全地带回家。如果在市区碰到农民工能给他一个微笑；作为公司老板，能不再克扣他们的工资。我想，这也是对新农村建设的一种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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