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不是中国专利

　　- 特邀顾问 李孟刚 (北京)

　　尽管许多学者一贯主张“三农问题”是不可分的，认为不存在单独的农业问题，但从现有的大量文献来看，农村问题主要还是属于社会学领域的课题，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则更多地限于政治学范畴，而农业主要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既不能回避农业、农民、农村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也应该承认对三者的研究是可以分离的。正是基 于此，本文从剖析目前极富争议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入手，把“农业”问题单独提出来，运用配第—克拉克定理、“倒U”曲线规律等经济学原理，阐述农业弱势地位的全球普遍性及历史必然性，以期客观、辩证地分析和看待我国当前广受关注的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的“专利”，农业弱势地位也不是行业歧视，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现象。

　　“三农问题”集中体现在城乡差距过大

　　“三农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城乡差距问题。中国的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和城乡居民储蓄差距三个方面。首先，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了，197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57:1，1995年为2.8:1，2002年达到3.1:1，到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了3.22:1；同期，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亦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从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7年的3.1倍，2001年的3.6倍，乃至2002年的3.5倍；最后，城乡居民储蓄差距方面，目前全国80%的居民储蓄存款被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镇居民所拥有，而占全国总人口70%左右的农村居民，拥有的存款仅为储蓄存款总额的20%左右，农村居民的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尚不足城镇居民的1/10，二者之间的差距非常悬殊。

　　从收入增长情况看，1997年到2003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左右，而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却不足5%，增长率最高的年份也只有4.8%，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非农业(其中，2000年—2002年，47.8%的农民收入增量是来自外出打工)，而来自农业的收入比重不升反降，1998年至2001年间，来自农业的农民收入平均下降了102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业调查总队2004年1月公布的数据，2001年我国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8.8%，2002年实现程度为13.1%，比上年提高了4.3个百分点。即使以后每年都能实现这一发展速度，也要到2020年，才能达到90%以上，即基本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目标。照此来算，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至少落后于城镇居民20年以上。若分地区来看，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分别为30.8%、9.8%和-14.1%，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低了44.9个百分点，如此，西部地区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要达到90%以上，至少还需要到2027年。

　　从上述几组数据不难看出，中国“三农问题”已聚焦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敏感议题上了，具体地讲就是农民的增收问题。

　　城乡差距是世界范围的普遍问题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部门的产值和就业地位相对下降，而城市部门的产值和就业地位则相对上升，而农村就业人数下降速度滞后于其产值下降速度，又会造成农村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于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于工业和服务业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的基本产业是农业，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居民收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且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将贯穿于整个工业化进程的始终。以号称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例，这种差距也是从其工业化开始一直伴随至今。2002年，美国的农民平均收入为20220美元，而同年的所有就业者(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平均收入是35560美元，为农民收入的1.76倍，若只按城镇居民的收入计算，这一比例还要大得多。

　　虽然配第—克拉克定理是对一些先进工业国工业化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其他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当然也不会例外，这正是如今困扰国人的“三农问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茨涅兹通过对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进行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工业化初期，城市居民收入及其他差距呈持续扩大之势；在工业化中期，这一差距保持相对稳定；在工业化后期，则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到工业化结束时，可实现初步的城乡一体化，农村居民收入一般可达到城市居民的85%左右；在后工业化社会，城乡居民收入及其他差距将进一步缩小直至基本消除，并逐步达到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全面一体化。这就是反映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及其他差距变动趋势的“倒U”曲线规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倒U”曲线规律，城乡差距不应再继续扩大，而应该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事实是，中国的城乡差距不论是从绝对数，还是相对值来看，都在迅速扩大。据世界银行估计，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就高约为4倍，而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相对收入差距一般在1.5倍以下，很少超过2倍。尽管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各国共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然而我国这样悬殊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是世界少有的。笔者认为，这才是中国“三农问题”之焦点所在。

　　农业弱势地位的全球普遍性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同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200多年中，美国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之高、投入之大、倾斜政策之多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美国农业技术的创新也是层出不穷，大大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实现国家工业化后，就开始将重点转向农业现代化建设，40年代初实现了农业机械化，50年代初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此后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然而，尽管现代化大大提高了美国农业的产出能力，却不能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人均需求，致使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弱化。1820年，美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70%，而到2003年，这一比重已大幅度降低到不足2%的水平。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中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到2000年，全国乡镇企业已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50%，占全国出口交货值的40%，农村50%的富余劳动力在乡镇企业从业，农民纯收入的34.5%来自乡镇企业。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28.1%，到1997年的19.1%，2004年，这一比重又进一步下降到15.19%。

　　仅靠发展农业解决农民增收是死胡同

　　根据经济学常识，资源总是向收益高的行业配置，我们一方面要强调重视农业，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农业和非农业间的的确确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这一事实。农业的发展前景是有限的，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每当朝廷把重心调回到农业发展上，最后总是把中国农民更死地捆系在土地上，加重其对土地的依附性，而使中国离工商化社会越偏越远。

　　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已证明：农业价值的创造是有极限的，而不会被越推越高。农业技术的改进，可以提高产量，增加产品种类，但并不能改变人们对食物的总体需求。而工业技术革新则不同，新的技术往往会创造全新的需求。比如，美国微软公司2003年的销售为3034亿元，这是科技创新对GDP产生的纯贡献。而

迪士尼公司则创造了另一种需求，该公司2003年的销售总值约为1394亿元。2003年，仅这两家公司的产值总和就达到了4428亿元，相当于中国全年农业总产值的30%。农业永远不会出现“微软”、“迪士尼”效应，这就是农业与非农业的差别所在。

　　在中国，不仅农产品总需求存在上限，可耕种土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更何况每亩的产量也不是没有止境的。北京农业大学王宏广教授的研究表明，我国粮食单产量在采用世界现有先进技术的情况下，还可以再增产30%。但这种可以推算出来的增长极限，也必须建立在政府对农业投入(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投资等)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之上。

　　总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重新以农为本的举措都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说靠发展非农业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会遇到就业的新问题，各国的经验表明虽然很难，但至少还是行得通的；仅靠发展农业解决农民增收却是一条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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