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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刘建武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通讯曾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不是2005年两会时代表们议论的1∶26，而是经过他认真研究的1∶198。其依据是，“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是653．67万人，全国总人口是12亿9227万人。依此计算，则我国的‘官民比’为1∶198人”。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周天勇先生发表文章《中国的官民比到底是多少？》，对此结论提
出了质疑。综观全文，这个质疑提得有理有据。
周天勇指出，王通讯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错误，是因其分析方法“非常简单粗糙”。周的研究表明，“中国实际由国民经济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不是653万人，而是超过7000万人”。据此计算，则我国的“官民比不是1∶198，也不是两会代表们口下留情的1∶26，而是1∶18！”（见2005年6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从我们的感受而言，我们更愿意信从周的这个结论，而不是王通讯先生的结论，因为财政供养压力在逐年加大，许多地方的财政实际上已变成了吃饭财政。不过，对于周天勇先生新给出的这个供养比，似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这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供养比应当如何计算？为便于行文，先做如下设定：以Ｎ表示总人口，以Ｎ1表示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人数，以Ｎ2表示对财政收入做出直接贡献的人数，以Ｎ3表示除公务员准公务员之外不可能对财政做出直接贡献的人数，以Ｎ4表示王通讯认定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人数，以Ｎ5表示周天勇认定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人数。
可以看出，王通讯所给出的供养比，是Ｎ∶Ｎ4；周天勇给出的供养比，是Ｎ∶Ｎ5。我以为，这两种计算都不妥当，前一种计算是在缩小Ｎ4的同时扩大了Ｎ，而后一种计算是扩大了Ｎ，因为作为分子的总人口Ｎ之中，有相当的人数其实并不承担供养责任，或说因种种原因，并不对财政收入做出直接贡献。所以，不管是Ｎ4还是Ｎ5，都应当从Ｎ中减去。其中的道理在于，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一般来说对财政的收入并没有直接的贡献，而是由财政收入供养着。也许有人说，财政供养人口也在交纳个人所得税，这也是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但我以为，财政供养人口固然在交纳个人所得税，但这并不是因他创造了社会新财富，并从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纳税款，究其实，这只不过是把财政支付给他的一部分返回了财政。因此，在计算供养比时，应当把由财政供养的人数从总人口中减去，不应把供养与被供养的基本关系混淆了。
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大量的经济自我供养情形，但对于公务员及准公务员来说，他们是受国家和纳税人雇用的，虽然应当承认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也做着各自的贡献，发挥着种种必不可少的社会职能，并因此而得到相应的报酬，但由于这种贡献一般来说并不形成社会财富的直接增加，所以他们绝不是自己供养自己的，而是受财政或纳税人供养的。
让我们再来看Ｎ3。Ｎ3的构成很复杂。它包括未成年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各种长期或短期的社会闲散人员、正在学校或某些机构接受教育的人、由家庭负担的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凡勃伦所说的有闲阶级及种种身份的代理有闲者和代理消费者等等，总之，一切不直接为财政收入增长做出贡献的人。这些人口不可能为社会增加财富，相反，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受财政供养的。既然如此，就应从Ｎ中把这个Ｎ3减去。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甚至还需要把Ｎ3中的一部分加到Ｎ1中。顺便说一句，若从严格意义上看，供养比与官民比并不是一对等同的概念，而是有区分的，供养比说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官民比说的是一种社会身份关系。若从经济关系看，财政的供养比一般来说会比官民比大出若干。
总之，我认为，供养比应当是Ｎ2∶Ｎ1，即便是为了简单起见，也应当是（Ｎ－Ｎ1－Ｎ3）∶Ｎ1或（Ｎ－Ｎ1－Ｎ3）∶Ｎ5。这样，才可能更接近实际的财政供养情况。
（作者单位：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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