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重估中国

　　印度的崛起，“金砖四国”的发展，使跨国公司重新估算整个世界的经济分布。

　　当中国不再是跨国公司眼中独一无二的“投资圣地”，中国能否跳出简单的FDI思维，在“MADE IN CHINA”之外找到新的全球竞争利器？

　　文/本刊记者 程苓峰

　　跨国公司单项选择、中国独领风骚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

　　2005年12月，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AT Kearney)最新的年度全球投资者信心调查显示：中国仍然是对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但印度已经攀升到第二位，波兰、俄罗斯、巴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首度跻身前十。最耀眼的亮点在南亚，“就最近的趋势判断，印度的投资吸引力正在大大加强”，该报告称。而仅仅四年前，当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对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具吸引力国家的时候，印度还远远地排在第十五位。

　　猜一猜《财富》500强公司召开全球董事会的新地点选在什么地方？印度。2005年11月，汇丰银行(HSBC)一个由19位执行和非执行董事组成的团队在各自配偶的陪同下飞往印度，在新德里召开董事会。而在5个月前，诺基亚的董事们已经在这里开完会。其他造访的大人物还有花旗集团(Citigroup)的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英国石油(BP)的布朗勋爵(Lord Browne)等等，英国《金融时报》(Finance Time)驻印度的记者风趣地评价称，“这一趋势的源头很可能要追溯到17世纪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还是让我们看看微软、英特尔、思科这些全球最顶尖公司在上个季度做出的决策吧。2005年10月，思科CEO钱伯斯(Chambers)宣布：未来三年将向印度投资11亿美元。在宣布这一消息后，他还对媒体表示，“我们从未如此大手笔过”，因为“我们相信印度有光明的未来”。微软董事长盖茨(Gates)和英特尔董事长贝瑞特(Barrette)也相继在其印度之行结束时表示，在未来4年到5年中要向印度分别投入17亿和不低于10亿美元。而在更早一些时候，IBM做出了一个让其欧美雇员们相当愤怒的决定：在欧洲和美国裁员13000人，同时在印度增加14000名员工。

　　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05年全年中国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603.3亿美元，比2004年下滑0.9%，其中美国的对华投资额足足下降了22.3%。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失宠了吗？或许跨国公司的CEO们会马上扭过头来小声地反驳道：“不，是中国对我们不再友好了”。的确，过去20年里用鲜花和红地毯迎接贵宾的中国人如今开始算起另一本账。从2005年开春起，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高官们就力主“两税合并”，有意取消外资在华“超国民待遇”，结果此举随后遭到54家跨国公司联合上书反对。国家工商总局和科技部则先后出台有关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报告”和“知识产权滥用报告”，批评对象包括柯达、利乐、微软、思科、GE、飞利浦等著名企业。而敏感的日本企业也在开始考虑分散“中国风险”。

　　在3G、下一代DVD、WiFi等高科技领域力推自己标准的中国，频频与高通、英特尔等公司交恶。细心者亦注意到，国家最新的“十一五”计划中，“自主创新”科技战略几乎完全覆盖了过去长期推行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分析家们推测，这很可能意味着跨国公司在华的政策环境及其境遇正面临修正。

　　而为更多民众所切身体会的是，“世界工厂”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能源短缺。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7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工业领域，且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只有20%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服务业领域。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高昂。

　　变化的世界与变化的中国，在内外这两股潮流的夹击碰撞之下，跨国公司究竟会如何重估中国，中国又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如果中国不能在“世界工厂”的优势发挥殆尽前找到新的全球竞争利器，跨国公司对中国的重估会不会迟早变成类似当年他们对拉美市场的抛弃？

　　《中国企业家》杂志遍访思科、GOOGLE、佳能、三星、明基等跨国企业的高管，和众多活跃于亚太地区的私人股权投资者沟通，与汇丰银行、波士顿咨询、科尔尼咨询、毕博咨询等公司的顶尖分析师和顾问交流，造访外商最密集的苏州工业园区，寻找问题答案。

　　跨国公司的选择题

　　林正刚有鲁迅般的寸头、短须和棱角分明的脸庞；普通话说得并不地道，但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很认真。作为思科在中国的新任总裁，他在一个艰难的时刻坐上了一个艰难的位置。

　　2005年8月，林正刚的前任，思科中国区总裁杜家滨离开了这个他服务7年的职位。从1997年到2001年，借助互联网热潮和国有电信运营商大举扩建基础设施的时机，杜家滨带领思科迅猛发展，高峰时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中国业务规模排名全球第五，亚太第一。但此后形势发生了逆转，华为、港湾等本地对手崛起，用低价武器让思科疲于招架，销售额只能在6亿美元左右徘徊。权威调研机构IDC称，思科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由2001年的75%下滑到了今天的大约48%。

　　在思科2005年7月的一个投资者电话会议中，钱伯斯专门提到了中国市场，在几乎全球市场都保持增长时“中国却是一个例外，这对思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年又一年，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一直没有增长。”钱伯斯沮丧地承认。据说2005年第二季度是思科近5年来在华业绩的最低点，只有1.5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杜家滨的下课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林正刚有太多的理由羡慕他在印度的同事Rangu Salgame。后者领导着一个1400人的队伍。钱伯斯还承诺，今后三年思科在印度的员工会三倍于现有的规模。

　　思科在印度几乎没有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它的市场占有率高达73%，年增长率超过了40%。要知道这里几乎是一块处女地，印度的宽带用户数仅仅只有55万，而中国已经超过3000万户。

　　“如果3-4年内印度的营收超过中国，我不会惊讶。”钱伯斯在内部会议上的这句预言被广泛传播。尽管中国业务的历史比印度早了近10年，但思科中国几乎就是一个纯销售企业，只有不到700名员工。尽管思科全球的设备已经有1/4的生产来自中国，但全部都是外包给合同制造商，思科自己从没有过投资设过一个厂。

　　林正刚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未来三年，思科11亿美元将会有7.5亿美元是投资在班加罗尔的全球技术中心上。但对于上海研发中心，钱伯斯要小气得多，他宣布的投资数字是未来5年共3200万美元。这件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思科另一件事。2003年，思科以“剽窃知识产权”为由把华为告上美国法庭。

　　“纯粹从逻辑性考虑，如果你是投资者你会怎么考虑？现在我要把知识产权放到美国国外去，有两个选择。谁都知道这个答案。”林正刚如此回答记者。

　　千万不要以为到印度去的仅仅是那些在中国市场失意的跨国公司，即便是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的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沃尔玛等等也在大胆南进。西门子早在2002年就在印度召开了全球董事会，这在《财富》500强公司中可能是第一个。作为决议，西门子有一个5亿美元的投资印度计划。在一次跟媒体的小型聚会中，西门子中国区总裁郝睿强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他过去在西门子医疗集团的直接上司已经被派往印度，担任地区总裁。

　　根据科尔尼的报告，印度甚至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制造基地的第二选择。联合利华的印度分公司在2004年5月开始向整个欧洲供应牙刷；LG电子计划投资1.5亿美元，将印度建成其在海外的第二大生产基地；另外，美国AMD、瑞典爱立信、芬兰诺基亚都公布了在印度建厂的计划。2005年6月，韩国的浦项综合制铁公司(Posco)和印度的奥里萨邦签订了协议，将在那里兴建一座投资120亿美元的钢铁厂，这是迄今为止印度最大的一个外国投资项目。

　　中国的竞争对手并不仅仅是印度。在科尔尼2005年全球离岸服务地区排名中，在金融危机后重新崛起的东南亚成为最耀眼的明星。马来西亚紧跟中国印度保持第3、菲律宾第4、新加坡第5、泰国则从第13跃升至第6。在FDI信心指数排名中，拉美的巴西和墨西哥大幅跃进。巴西在2005全球首选投资地中排名第3，尤其在中国最领先的电子品制造领域，依然紧跟中印列第3。同样在这个领域，墨西哥则从2004年第21升至第4，在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升至第8和第6。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巴西的FDI大增80%达182亿美元，墨西哥则增47%达166亿，两家总和超过该年中国FDI的57%。2005年，两国增势不减，中国却有下滑。

　　2005年，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却在年度白皮书中发出明确信息：日本公司应当力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增加在东盟成员国的生产，因为中国存在各种政治和微观经济风险。

　　同年6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十分之三在华经营的公司已重新评估其扩展计划，现在，许多企业采取所谓的“中国+1”战略，即在亚洲其它国家另外建厂，降低只在中国经营的风险。而印度和越南是被提到最多的两个选择。

　　不久前，全球最大复印机制造商佳能公司(Canon Inc)表示，投资6000万美元的越南激光打印机组装厂已落成，它在越南的投资额因此增至2亿3700万美元。

　　佳能公司的CEO御手洗在日本发表演说指出：“就像日本过去走过的历程一样，随着市场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费用也将不断上涨。必须不断地根据这种情况，对生产基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调整。”他同时表示：“中国生产基地的定位将会由过去的全球工厂，逐步向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生产基地转变。”

　　“世界工厂”

　　失去竞争力了吗？

　　江苏苏州非常适合被当作“世界工厂”的注脚。这个近代的“人间天堂”，如今是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称为“全球九大新兴科技城市之一”、“全球经济的高科技前哨”和“最热点的制造业基地”。

　　韩国三星是仅次于英特尔的全球第二大半导体制造商。苏州正是三星半导体后道工序在韩国本社之外的海外惟一生产地。无论产品结构还是质量，苏州厂都达到了与韩国本社几乎相同的水准，还出产包括存储器在内的三星排名全球第一的产品。

　　走进三星半导体在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的厂区，抬头就能看到厂房正上方的一行红色大字：“做受中国人民爱戴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中新工业园区在1994年2月成立，三星半导体就是第一家入园企业，持续投资4亿美元。之后，三星的电子消费品、电脑、液晶显示器和研究院也相继落户此处。当地人称，三星厂区就是园区的“第二招商中心”，因为到访的外资企业几乎都会被介绍到这里参观和问询。那一行红色大字会被所有来访者看到。

　　方正浩(Bang Jeong Ho)是三星半导体(苏州)的董事长兼总裁，一开口说话，就连连对地方官员的“亲商”作风和“先行一步”的引资策略赞叹有加，称苏州工业园是“没有受到缺电困扰的幸福之地”。在办公室的一面壁橱上，摆满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双面绣”。方正浩用这种苏州本地的特产赞叹当地人的“细心、端正、精益求精”，正体现出“制造半导体所需要的素质”。

　　虽然工业园人力成本逐年攀升，去年增幅约12%，却不是大问题。一方面从全国范围扩大招聘，另一方面，“在高科技制造业里人力成本只占很小一块比例，压力并不大”。但高管人员缺乏确是方正浩一块心病。苏州工业园每年要新增440家入园企业，意味着几乎每个工作日就要新增2个总经理，2个财务总监，十几个中层干部……企业间相互挣抢，2005年园区流动率高达23%，而合理水平被认为应在10%-15%。“高层流动带走经验和技术，和知识产权流失有很大关系，伤害企业的稳定发展。”方正浩说。很多企业要求用更严格的制度来遏制，甚至要“上升到立法层面”。方正浩说，他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本地的接班人，让当地人成为公司的主人。”

　　就在三星厂区几公里外的园区管理委员会，集管委会副主任和开发有限公司(CSSD)执行副总裁于一身的杨知评也对前景乐观。2005年园区城镇职工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上升到2.8和1万元，但相比苏州的人均GDP高达5000美元，据说这并不会对企业的总运营成本有大的负累。在苏州，宽带普及率40%，计算机普及率70%，工业园更高达100%，还有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运输。杨知评相信：“印度、越南没法比，它们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才刚刚开始。”

　　还有先发优势。由大量关联企业在苏州及长三角形成了整套的高科技产业链，使个别企业的搬迁会受到整体的牵制。现在，苏州生产的鼠标占全球的65%，小型电脑摄像头占全球的30%，扫描仪占全球的13%，电脑主机板占全球的10%，键盘占全球的10%……难怪业界流行这样一句话：“沪宁高速公路堵车，全球电脑缺货”。“在分工越发细密、企业越发专业的今天，很少有企业做垂直整合，产业集群就越发重要。”杨知评说，“不是个别企业想搬就搬得了，它会非常不方便。”

　　佳能(苏州)有限公司是其全球最大最先进的工厂。这里生产的产品超过80%都是外销。所以佳能亚洲营销集团总裁、中国区CEO小泽秀树非常关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对生产成本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同时对销售是有利的，销售成本会降低。今后我们会加大内销比例。”

　　说归说，但方正浩和杨知评都没去过印度或者越南，不过台湾明基集团董事长李耀去过。

　　印度确实让李耀觉得有趣。走在大街上，四只脚和两只脚的，四个轮子和两个轮子的通通都有，乱成一团。火车没有窗户，都是硬座，“闷得不得了”。去找一个公司，一直找不到，因为一片漆黑，停电！在一幢大厦里开会，一个钟头停了两次电。印度各州都有州税，产品跨州产生的税务非常复杂。每个州都要设发货仓库，没办法，税制不同。“基础设施差、又官僚、系统没效率”，李耀断定，“制造业没有竞争力。”

　　总体而言，中印之间的基础设施存在巨大差距。印度电力成本是中国的2倍，公路总长不到中国1/7，宽带用户不及中国1/50。在印度开展一项业务平均需要71天，而中国是48天。并且，中国因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所遇到的问题，也会在正进入高速轨道的其它国家重现。以人力成本为例，美世咨询称，在过去5年印度薪资平均增长11.5%，高于中国的7.5%，也近两倍于印度GDP的增速。美世咨询公司管理顾问张志东预计，印度薪资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高(见附表一)。

　　但作为国内最先进工业园的管理者，杨知评也有底气不足的地方。制造业占园区GDP的73%，剩下26%的服务业中，大多是餐饮、物流、地产这些三产配套以及部分银行、保险、会展，而高科技类比如软件和IT服务还不成气候。杨知评说，小小一个园区不可能什么都做，只能依据自己的资源有所选择。基础设施上的“硬”实力适于吸引制造业的“硬投资”，而IT类服务的“软”投资就要留给具备“软”实力的其它地区了。

　　多年跟跨国公司打交道的杨知评认为：“与其说跨国公司在重新估价中国，不如说在重新估算整个世界的经济分布。印度的崛起，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意味着新的机会，但绝不是说放弃中国了。”

　　“失去”的软业务

　　以前明基在印度的投资并不大，只在软件的测试和研发上有几十人。但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之后，李耀正在酝酿一个“上千人”规模的研发基地。“我们软件阵容还不够强，波兰有几百人，再把台北、北京、苏州的队伍扩大一倍都不够，”李耀说：“但我发现，全世界软件人才最多的还是在印度。”

　　明基旗下一家公司曾在印度设立网站，接到的求职竟然每天都有几百人，“我们吓坏了！”。参观一些软件外包公司，李耀同样震惊。“在台湾，最好的软件工程师也只有CMMI(一种软件设计标准)3级，印度小小一个公司里面，至少都是4、5级！”也不光软件，在微软、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里，李耀看到它们的后台服务，包括薪水计算、会计、呼叫中心都设在印度。几万人的规模，24小时轮班，工作时间完全跟欧美同步。呼叫中心的人员都经过培训，学会不同地方的口音，让打电话进来的美国客户还以为在跟本地人对话。

　　林正刚在思科亚太区任职的时候主管客户服务，那几年他花精力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而在印度就少很多。因为印度从事服务业已多年。相比之下，“中国只在制造上有积累，还觉得服务不值钱”。跟印度同事谈话，林正刚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解释基本的管理理念，但面对中国的同事，“解释一个理念就要回到盘古开天地，去说清楚这怎么来的。”林正刚说，“因为中国接触现代管理的时间还相对很短。”

　　印度拥有最多的软件和IT研发人才举世公认。它还有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英语人口，有服务于跨国公司的丰富经历。正是这些造就了其在信息服务业的独特优势。

　　科尔尼(A.T. Kearney)管理顾问公司对2005年IT、业务流程和呼叫中心等离岸业务进行排名，印度牢牢占据榜首。其报告说：“尽管工资大幅上涨，但印度仍是最热门的离岸业务首选，并遥遥领先第二名中国，幅度之大超过随后九名的总体幅度”(见附表七)。目前世界500强中有400 家在印度设立业务中心，或者外包给印度公司。另有数据称，目前全球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市场上，中国占到4.9%，而印度40%以上，预计2008 年会升至51%，年收入480 亿美元。按JP摩根(JPMorgan)的计划，到明年年底，其全球的投资银行员工中，将有20%在印度。

　　“在软件和流程外包领域，中国没法跟印度竞争，全世界也没有任何地方能赢它。”即使身为华人企业领袖，李耀也承认这一点。对于“人脑＋电脑”的“软”业务优势，印度有深刻的社会基础：从17世纪东印度公司扎根开始、被大英帝国殖民的几百年间，不仅全民普及英语，在大选、多党、议会等民主制度和法制、社会文化上都继承英美传统。这段历史被称为“一个美丽的错误”。它让西方世界觉得印度更为亲切，并予其“民主国家”的鉴定。

　　林正刚举了一个他亲身体验的例子：一个美国公司，总部是在田纳西，有南方口音。在印度建了个呼叫中心(Call Center)，他将会把他的员工送到田纳西学习南方口音。客户打进来都知道是南方口音。

　　与“软”环境不利相连的是“软”思维的缺失。“中国政府是用硬件制造的思维去发展软件”，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说：“譬如跨国公司设立一个软件组的投资比建立一个厂要少许多，但这对中国却显得更加重要。”这导致中国在吸引投资上偏重于制造而忽视软件，据科尔尼提供的数据，制造几乎占到中国FDI的一半达48%，在印度只占3%；而IT(设计、支持、服务)和网络中心在印度占63%，中国仅10%(见附表三)。

　　中国的“软”业务也越发不再具有追赶印度的可能。

　　“由于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国丢掉微软、思科这些投资是比较大的损失”，波士顿咨询高级副总裁林杰敏说，“拿着这些钱，印度可能在未来几年发展出相对中国更大的优势。”而李开复已经断定：在IT方面，印中差距越拉越远。因为不仅在对跨国公司的服务上中国处于下风，Wipro、Tata和Infosys这样的印度软件巨头也正在对中国市场本身发起进攻。

　　调研机构Gartner最近修改了过去做出的预测。Gartner过去一直认为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几年后会崛起与印度类似的大软件企业。但其最近的报告表示：虽然中国的软件产业将快速成长，但成长最快的却是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部门；5年内，印度会有25%的软件出口面向中国，印度企业将同时在中国本土和外销的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制造业和服务业哪个对经济发展更重要呢？我们只需看一个简单的数据：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区区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如今服务业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印度正在抢着分这块更大的饼。

　　中印不同的竞争思维无疑将中国置于一个远期的弱势状态。毕竟，“全球办公室”听起来要比“世界工厂”来得更现代和高端。而且印度在硬件设施上的追赶，很可能要比中国在软体制上的进步要快。高盛甚至声称，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将在2010年超过中国。除非，中国能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内，发展出制造和服务之外的第三种竞争力。

　　第三种竞争力

　　“低成本地区和新兴市场总会不断涌现，今天印度，明天就是俄罗斯甚至非洲；所以看待目前FDI的下降不能单纯以竞争的眼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赵晋平说，“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差距在5年到10年，关键就是，中国能否在这个时间窗口里成功转型。”

　　在李耀眼里，中国当前的吸引力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但将来是一个世界性大市场的独特魅力。在具有最多人口的中国，几乎所有产品都理应在5-10年成为全球最大市场，“尤其是那种每个人、每个家庭都需要一台的市场”，李耀狡黠地说。其实明基早已朝这个方向迈步了，手机、液晶面板、电视等主力产品线正符合这个特点。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拉动，中国的投资比率可能仍占GDP的40%左右。这些投资很多是没有产出的。例如在钢铁行业，今年大多数国家减产，而中国却增加了四分之一的产量，其结果是被迫大幅降价。扩大“内需”恐怕是下一步的重中之重。

　　一旦成为最大的市场，中国对FDI的吸引力将无以伦比。因为具备天然优势的“本地化”法则要求把制造地贴近消费市场，相应的研发和设计也会随行而至。林杰敏称，目前有300-400个研发中心落定中国。科尔尼的调查显示，未来三年最受青睐的研发投资地中，并不占语言优势的中国跟印度一样，各占17%而同居首位(见附表六)。

　　不过高人一等的研发中心却并非思科们对中国最有力的承诺。很多人相信，思科在数年前引风气之先以风险基金(VC)的形式投资中国才最具有价值。在今天“创新中国”被政界商界认可为主流的许多年前，思科就已经把这一思路落到实处。

　　此前，思科已经为26家中国公司投资了3亿多美元，还有3亿美元准备出手。其中包括通过风险投资向盛大网络公司进行投资。2004年，软银亚洲(SAIF)由于投资盛大网络而被评为年度最佳VC。作为当之无愧的业界翘楚，从2000年至今，软银亚洲在中国互联网及泛IT领域投资20多家公司，滋养出亚洲网通、盛大、博客中国、橡果、太合传媒等一批创新企业。而软银亚洲背后的资金提供者就是思科。作为首家以独立VC形式投资中国的高科技跨国公司，思科已为此投入3亿美元，并准备追加3亿。

　　“有人觉得盖工厂、搞制造才算是投资，这是工业社会的做法，现在不行了。”林正刚说：“用风险投资激励中国本土的创新，培养中国自己的企业，可以创造亿万人的就业机会。”其实如今的中国VC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IT巨头的影子，它们包括英特尔、高通、戴尔、宏、西门子、摩托罗拉……

　　林正刚所说的创新，正是赵晋平为中国未来5年所设计的转型路径。为此路径提供推力的，正是被互联网产业点燃、正在弥漫中国整个商界的VC模式。2005年，全球VC为中国概念募集的基金高达4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以色列之后的第三大创业国和风险投资国，遥遥领先于印度这些FDI分食者。而风险基金作为FDI的一部分渐成为尤其是高科技跨国公司的通行模式，在思科和英特尔年前宣布投入印度的21亿美元中，就有至少3.5亿用于风险投资。

　　软银赛富的合伙人羊东认为，在中国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创投基金是继中外合资、外商直接投资(FDI)之后的高级阶段。“FDI无非是看中你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你得到了资金，发展了经济；一方面也要反省，劳动力是不是太廉价？土地资源是不是出让得太多？环境是不是破坏太厉害？有多少新技术进来？”羊东说：“创投是最好的投资方式。这是被中国的创新机会和经济实力吸引来的，远比拿土地、廉价劳动力去交换强。”

　　曾投资包括51Job、中星微电子、中芯国际等广泛领域的DCM的合伙人赵克仁估计，2006年以后，中国在泛IT领域的创新在世界市场所占的份额将由过去不足5%升到10%-15%之间。而在此前，美国占据80%-90%的份额。“硅谷曾是世界信息技术的中心。如今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赵克仁说。

　　VC推动的创新，加上世界性的大市场，才能真正架构起“世界实验室”的定位。“印度GDP人均620美金，中国已经1200美金，印度人还在饿肚子，我们已经饱了，要抓住这个先发优势。饱了之后要讲生活品质，这使中国的市场需求能和欧美发达国家对接，中国的创新就更容易应用到全世界。”华登太平洋创投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江善颂如此认为。

　　但是，要促成大市场和创新的实现，却又要寄托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吸引FDI的软肋。在中国，拉动内需以刺激疲软的市场一直困难重重。中产阶级作为消费主力军，所关心的房子、医疗、养老、教育等等都属于中国成本上升最快的领域。“没信心，谁敢花钱？目前为止，对这些领域中国还没有根本的改革措施。”张志东说。

　　而知识产权保护是保障创新健康成长的土壤。这也是被跨国公司大加鞭挞的症结。2006年初，中国的居民存款达到14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8000亿美元。拥有如此巨量资金的银行体系却效率低下弊病丛生，加上外汇和股票市场的诸多管制，风险投资的筹集和退出在中国一直是个不小的麻烦。

　　“所以外资只是借船出海、锦上添花，很难作为一种本质的推动力量。”科尔尼管理顾问马吉吉人说：“当务之急，制度改革，法制、金融体系是我们最紧迫的问题。”

　　表一：中印两国年均基础薪资比较

　　职位中国年均薪资(美元)  印度年均薪资(美元)

　　人事经理31,958 15,097

　　市场经理25,808 14,294

　　项目经理23,409 10,039

　　软件开发工程师13,457 10,277

　　金融分析师13,194 8,408

　　会计8,994 5,685

　　高级客户服务员8,293 8,203

　　销售代表5,094 4,738

　　客户服务助理2,418 1,601

　　熟练生产工人2,334 1,853

　　数据来源：美世咨询公司

　　声音一

　　乐观者：中国不会“拉美化”

　　——波士顿咨询公司

　　董事及高级副总裁 林杰敏(Jim Hemerling)

　　《中国企业家》：印度会超过中国吗？

　　林杰敏：除了商业流程外包、软件，中国在其它方面的优势非常大。印度的消费品市场跟中国比起来还很小，渠道也弱。印度政府能否像中国政府那样有效的利用基础设施带动整体经济，同样也是问题。印度的决策程序是民主的，存在很多障碍，使大举投资的决策很难达成。而在中国，政府一旦认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就能立刻使投资到位。

　　《中国企业家》：跨国公司在重新评估中国吗？

　　林杰敏：即使存在很多挑战，但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商业环境还非常乐观，它们并没有重新评估对中国的承诺，并在继续付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和低成本制造地的吸引力仍在增强。它们也把中国看作一个越发重要的研发基地。中国已经有300-400个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并还在增多。它们也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充满越来越多挑战的地方，它们知道，为了加强制造优势，就不得不同样加强研发投入。FDI应该会持续增加。

　　《中国企业家》：佳能社长御手洗在2005年末说，“中国生产基地的定位将会由过去的全球工厂，逐步向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基地转变。”你同意吗？

　　林杰敏：这种情况在未来二三十年内都不会发生，而且我认为中国将永远是重要的出口商。比如日本，非常高成本的国家，但仍是一个主要的出口国。德国也是，依靠非常强大的制造和工程技术。

　　《中国企业家》：中国被一些人定位为一个“大市场、低科技”的国家，而印度是“小市场、高科技”，你同意吗？

　　林杰敏：我不同意。如果你在日本或美国，你期望中国不在科技上具备高竞争力，这不现实。也许今天的中国是这样，但很快就会不同。中国很多领域都在向高科技快速移动，本土公司正快速创新，拥有自己的技术和品牌，比如海尔、TCL、宝钢、联想、华为、中兴。但在快速消费品行业，中国还比较落后。印度的市场很小，软件确实全球最强，但绝大多数领域还很落后。

　　《中国企业家》：外资减少会使中国出现“拉美化危机”吗？

　　林杰敏：不会。中国的产品市场开放，但资本市场封闭，政府对货币控制很严。这跟拉美国家截然不同，它们的资本市场开放，当外国投资者看到经济不再增长时，就很快撤资。并且，中国维持了几十年的高增长，大多拉美国家却没做到。保持增长能避免很多的麻烦。同时中国吸引了很多华人投资，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非常多的管理人才。

　　当然，中国非常依赖跨国公司。中国制造依赖于进口部件，也非常依赖跨国公司的高科技。所以如果有重大的贸易干扰，会对中国非常不利。如果外商撤资，负面影响也将非常明显。全球化和世界贸易对中国太重要了，这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声音二

　　悲观者：风是在往西边吹

　　——新加坡某投资机构驻中国高管 博义

　　《中国企业家》：思科、微软、英特尔对印度的投资是特例吗？

　　博义：分散风险是一种共同需要。有一些硬件制造公司10年前来到中国，现在则充当着进入印度的先锋。思科、微软、英特尔都是领头羊。在未来6个月，你将会看到有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前五名都会增资印度。中国虽然已经形成产业链，但生产永远是国际性的。迁去它国的制造业，比如半导体，4-5年产业链就会成型。英特尔和AMD就是风向标，上下游肯定会跟过去。

　　风是吹来吹去的，不会永久停在一个地方。现在风是在往西边吹。

　　《中国企业家》：目前中国的哪些问题最受外商关注？

　　博义：最近4年内，中国物价疲软，形成恶性循环，之后又有宏观调控。中国现在让人民币升值2%，境外普遍估计今后两年会上扬10%。决定现在是否投资的心理不是看现在，而是2-3年后的中国。所以整个世界都在等你，看你什么时候升。地价还在涨，以后会更高。中国的优势正在下降。

　　再过6个月，FDI的走势会看得更清楚。印度的吸引力急速上升，辛格政府非常亲商。这次新加坡资政吴作栋去印度，接待规格非常高，相当于中国在80年代对李光耀的接待。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中日关系降温，日本把投资移向了泰国和越南。印度虽然现在是弱政府，但正在不断改善。

　　《中国企业家》：但中国还有中西部的广阔土地和资源，市场也很大。

　　博义：西部的优势是相对的，物流非常贵。中国内需市场购买力不强，需要让中产阶级上轨道，但以目前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制度，让他们消费并不容易。中国的第三产业限制还很多，没有真正开放。这方面中国慢了一拍，而印度快了一拍。搞创新也是一条路，但现在还很难说。新加坡以前是以电子制造为主，现在就着重在生物科技和创新方面。

　　《中国企业家》：你的看法是不是略显悲观？

　　博义：处在国际上，看得更清楚一点，国内还察觉不到。欧美有选择了，中国要醒悟，不要以为跨国公司一定会来你这里，要居安思危。中国土地没有了，价格上涨，收入上涨，而周边国家都在向中国学习。中国有些官员还高高在上，而印度政府是志在必得。泰国的他信政府也相当厉害。它们的崛起对中国不利。

　　但还是要有信心，中国现在的心态要经过刺激，引资状况会经受波动，才会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

　　声音三

　　中立者：FDI将平稳增长，并非拐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赵晋平

　　《中国企业家》：2005年是中国引资的拐点吗？

　　赵晋平：不是拐点，会继续平稳增长。第一，中国的基数很大，要维持20%的增长可能性不大。去年0.9%的下降，基本可忽略不计。第二，FDI进入成熟期，跨国公司有相应的全球布局，投资会分散，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三，增长应该还会继续，中国的地位还在上升。

　　最大的拐点应该在5年以后，现在中印差距在5-10年之间，当5年后印度达到中国的水平，中国如果还停滞不前，将会有大问题。

　　《中国企业家》：这次下降是由什么具体因素引起的？

　　赵晋平：第一，2004年宏观调控，采取紧缩型措施所产生的影响。第二，资源条件的制约。中央的土地政策在有些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有浪费，利用效率低。第三，能源紧张，导致开工不足，这是直接的影响。第四，处于贸易摩擦高发期。第五，政策信号所致。因为对FDI优惠受到争议，两税合一进入立法阶段，对中小型的FDI产生了影响。

　　另外就是投资方式的变化。以前都是外来资金，现在有些是并购投资，不在中国境内交易。还有就是统计方式的调整，以前是由商务部门确认FDI到位，2004年变化成必须经过外管局验资，境外贷款不再认为是FDI。可比性出现问题，自然FDI统计就少了些。

　　《中国企业家》：这些因素还会持续产生影响吗？

　　赵晋平：宏观调控和能源紧张都是短期行为。资源约束和贸易摩擦属于长期因素，但有相应对策。土地问题可以通过扩大并购投资、对现有企业收购和重组加以缓解，水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缓解。至于两税合一，对FDI的影响幅度有限。我们会通过贸易、投资等其它方面的考虑降低FDI的总成本。跨国公司对这些变动应该可以理解和接受。中国引资的核心能力在于市场，规范市场长期而言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运作环境。

　　《中国企业家》：长远而言，中国的对策是什么？

　　赵晋平：第一，宏观调控要相机抉择。现在内需增长趋缓，进口增长低于出口增长，所以一定要保持经济增长。第二，对于资源问题，要树立

科学发展观，搞创新。第三，改善投资环境。吸收FDI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规模的大小，是资本能否在此长期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投资环境的确存在问题，软服务、知识产权、决策不透明的确存在。要完善法律体系和市场体系，建立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竞争。随着FDI的规模增长，这些就越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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