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吴 铭
在中国这样一个工农占大多数的国家，经济精英阶层要想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具备一种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良知，并与社会基层形成良好的互动；否则一个失去社会基层支持的精英阶层，必然难以在社会政治领域有真正有益的作为。因此中国经济精英教育的一个要点，就是要培养精英对于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良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批事业有成的EMBA学生在乡村三天体验的经历，显示目前的经济精英教育对这一良知的培养尚在起步阶段。今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小崔会客》栏目将这批EMBA和体验期间结交的农民朋友请进会客厅，和当地的省长、省委书记一起讨论三农问题。这种“中国最有钱的人、最有权力的人和基层农民的三极对话”，碰撞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火花。
从节目的对话来看，EMBA们最喜欢讨论的是(农村)致富经，但他们的震惊则来自于“以前知道农民穷，但是不知道还有那么穷的”，他们的心得在于“互相理解就是宽容，富有阶层更应该到农民身边去寻找感觉，否则就不知道对方的世界观和想法，就不理解他们的举动”，在于“很多人经常提自由、平等，却惟独忘记了博爱”，在于“有善良、有爱心、有责任感很重要，中国人应该团结，穷人富人要团结”。(《瞭望东方周刊》3月20日)
就EMBA学员或者商人们的经营事业而言，他们未必非要了解农村不可，不了解农村对他们的生意并无根本性影响。这也是一般的经济精英教育不太关注社会常识教育的主要原因。前段时间著名房地产商人任志强表白“为富人造房子”的定位，就直来直去地表达了一种生意经。有人愿意走高端路线，有人愿意走低端路线，各有各的商业定位，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现象。
但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经济精英阶层与社会底层的关系就难分难解了。从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来看，当代中国的经济精英阶层经常会有一种精神上的紧张感，担心自己的利益陷入一种被“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联盟围攻的境地，陷入“仇富论”的社会阴暗心理所掀起的民粹狂潮之中。这种紧张感很自然地会转化为一种自我保护的利益吁求，比如在法律上确立对自身阶层利益的绝对保障，比如坚决回击近年来对于改革的批评(将其中的关键批评定性为“反改革”)。而另一方面，经济精英阶层往往显示出一种相对于社会底层的高傲。这种高傲不仅在具体的现实生活有形态各异的体现(媒体报道连篇累牍)，而且体现为价值立场的明确宣称，比如任志强会将“为富人造房子”的生意经扩展为穷人和富人理应分区居住，不能随便同情穷人等等判断。
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经济精英阶层中的一部分则希望这种贫富结构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并规避社会对这种结构的批评。这就需要他们不断地来论证这个现存的贫富结构的正当性。不过，这种单纯的自我论证的战略，毕竟是被动的。就“仇富”问题来说，不能仅仅告诉人们不要“仇富”，更根本的问题或许在于，如何才能让人们不“仇富”？如果这些富人阶层只是不断告诫人们不要“仇富”，如果富人群体简单地认为，底层问题的解决只是政府需要承担的事情，那么他们的那种告诫就犹如自言自语。
清华大学EMBA学员的三天农村体验启发了一种经济精英自我锻炼的新可能。他们与农民的经济条件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发现中国的农民原来是那么容易满足。他们亦很自然地发现，宽容、博爱和责任感可以在他们与农民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这比起对“仇富”的敏感和各色高傲来，清华EMBA们收获的是更有创造性的良知。这种良知对于中国经济精英教育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