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中国改革正站在怎样的历史新起点上

　　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

　　顾时宏

　　迟福林：未来几年，解决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尤为迫切：一是就业与再就业。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尽快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就业服务体系。二是公共卫生 和初级医疗保障。目前，迫切需要进行制度的重新设计，使人们享有基本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三是义务教育。“十一五”时期，实现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已成为社会各界对政府的基本要求。四是社会保障。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十一五”时期要努力将所有的社会成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公共安全。应继续加大力度切实解决生产、卫生、食品等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

　　中国正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中国改革站在怎样的历史新起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就是要全面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同27年前相比，中国社会矛盾已从一个主要矛盾演变成两大突出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就是改革要适应社会矛盾的变化，有效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充分保障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使多数人能不断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迟福林说，目前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多方面反映了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比如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由于要素市场的发育滞后，行政控制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其次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和过分集中的产权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以及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加之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尚未真正解决，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三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由于软约束没有得到完全消除，国有

商业银行尚未成为有效的市场竞争的主体，盲目竞争、违规放贷、监控不力等问题还比较突出；资本市场的各种不规范行为导致股市积重难返，潜在的金融风险仍然存在。

　　他指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原因很多，例如：第一，有些改革由于涉及利益关系和缺乏配套条件而难以推进，甚至还尚未破题；第二，改革到了“深水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些改革还没有真正触及深层；第三，改革到了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由于受各方面利益的掣肘，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改革协调机制，改革在推进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走形变样。因此，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市场化已经完成，或者市场化过度的问题。相反，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迟福林说，随着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尖锐，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比较大、城乡差距比较严重，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需求和公共服务方面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

　　当前，困难群体的增多和利益受损，已成为一个客观现实，并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之一。因此，“

十一五”时期要着重解决好困难群体的问题，并建立困难群体的利益保护与利益诉求的正常渠道。从现实情况分析，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例如，多年来教育与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大大高于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学者估计，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大概占20%左右。从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来看，这个比例可能更高。因此，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将为缩小城乡差距、破解“三农”问题提供有效途径。

　　迟福林说，早在20年前，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今天，改革攻坚进入新阶段，更加凸显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十一五”时期，要着力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其中重要的任务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

　　他坦言，从现实出发，政府机构设置有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决策与执行未能很好分开；二是宏观规划和经济政策决策的职能比较薄弱；三是综合监督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因此，要规范宏观经济部门，纠正主管部门事实上把主要精力放到具体项目审批上的问题；要加强综合决策和监督，防止在机构调整中回到“全能型”管理的老套路中去。

　　他称，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使各项法律得到严格地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制的实际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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