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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4日《光明日报》刊发魏杰、谭伟的文章提出基尼系数判断标准的局限性。如果基尼系数处于0.4~0.5之间,它所代表的收入差距就是过大了,这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基尼系数大于0.4这个事实,已经不仅仅作为收入差距本身的警戒线,而是被很多学者理解为对于社会影响的警戒线。有这样理解的学者,实际上混淆了两个概念,即收入差距判断与收入差距影响判断。
中国目前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都比较低,而且城市化的速度滞后于工业化的速度。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完成后的评判标准。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资本向城市和工业化部门流动,必然会引起收入分配向城市居民和资本拥有者倾斜,收入不平等加剧,而一旦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资本会向农业部门回流,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反映到基尼系数上,就会出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基尼系数往往要高于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后的国家,这是正常现象。因此,用于判断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影响的标准应该适当放宽,而不是教条地使用0.4作为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进入收入差距过大的区间,但其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仍在继续,不能据此判断中国收入差距影响也超过了警戒线。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88增加到2001年的0.447,20年间从比较平均的区间,经过合理区间,最后过渡到过大的区间内,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增长期。不过人们的绝对收入得到了普遍提高,在1988~1995年间,所有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都变好了,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人们普遍接受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在1996~2004年间,城镇低收入户尤其是困难户的绝对收入水平时增时减,开始产生一些不满情绪,但由于收入仍有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引发激烈的社会问题。2002~2004年间农村居民五个收入分组的绝对收入都不断提高。现有的收入差距还是在人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文章说，中国的基尼系数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决定的。
一般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城镇和农村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存在极大差异,导致城镇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农村,进而引发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城乡生产率在1978~1990年不断缩小,1990~2004年又开始上升,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伴随城乡生产率差距的变化而变化,农村的大量资金被城市抽走。中国现有的城乡差距,并不完全是城乡生产率的体现,还包括了政府控制下的差距,政府可以利用一些财政手段和政策倾斜调节城乡差距,使其控制在人们的承受能力之内,同时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这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收入差距格局。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8~1999年的变动趋势,基本上分为两段,一段是1994年以前基尼系数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在1990年稍有波动;另一段是1994年以后基尼系数略有回落,趋于平稳。最低收入的四个分组都是农民,将这四个分组的人口和收入加总到一起,发现人均年收入在不断提高,从1988年的394.37元增加到1999年的1711.5元,但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从1988年的26.42%下降到1999年的20.25%,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增加,但基尼系数并没有完全体现出这种趋势。1993年和1997年的基尼系数虽然基本相同,但1997年低收入组的收入比重低于1993年,可以证明1997年的收入分布比1993年更加不平等。因此,在一些年份中,虽然基尼系数没有太大变化,但其背后隐藏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低收入组的收入比重在不断降低,导致实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变差,政府不能忽视这种内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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