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关键在农民工

　　本报记者 范利祥 上海报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两条原则：一、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二、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3月24日早，在上海参加“2006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高俊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在担任农村经济司司长之前，高俊才曾在基层工作多年，并当过四年的生产队长。担任司长后，他还经常到农村调研。“农民都愿意给我说实话。”高俊才笑着说。

　　新农村不仅是新村

　　《21世纪》：新农村建设刚刚起步，目前有哪些需要重点突破的部分？首先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高俊才：新农村重点要考虑一个“农”字。新农村不是新村，它还是一个“农”字：农业、农村、农民。其中，首先要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要在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上提高产量，提高品质，使农民通过农业生产来增加收入。

　　新农村建设还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以各地、各个阶段的不同出发。东中西部的重点不一样，需要什么，先干什么，不能搞整体划一，不能强迫命令，不能一哄而起。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注重时效，才能起好步。现在的重点和今后三年五年的重点也不一样。

　　《21世纪》：在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们各自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高俊才：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我们坚定不移坚持的方向。

　　但市场也有一些滞后的地方。农业与工业竞争，农村与城市进行竞争，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要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就要适当地保护弱势产业和群体。因此，就需要政府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加强宏观调控，加强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力度。

　　目前，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要落实好这些方面，就必须要依靠法律、政策，必须要从宏观方面多出台一些更有利的政策，才能保护好农业农村和农民，才能使竞争更有序，才能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农村综合改革步入深水区

　　《21世纪》：目前，农村综合改革已全面展开。在推进过程中，要注意什么问题？

　　高俊才：农村综合改革的重点是，怎样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怎么真正保护农民的民主权益。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让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如果把农民这四个“权”维护好了，综合改革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比如有些活动，如果不让农民参与，农民的意愿得不到体现，改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权和益，两者是相互的，没有充分的权利，就很难保障农民的利益。

　　《21世纪》：在综合改革中，目前大家关注最多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在这两项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高俊才：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一块，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政策已经明确了。各地政府要按照政策，按照法律，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征地要和农民协商，不能搞强迫命令；土地的补偿标准，应该征得农民的意见，让农民可以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建立一个能够保护农民利益的仲裁机制，帮助农民说话，维护公平。如果单个对企业的话，农民就很弱势。仲裁机构就要充当平衡农民和企业利益的力量，维护这种公平。

　　在农村金融这一块，问题也不少。农村存款多、贷款难，这种现象很普遍。现在有多种方式正在探索。一种方式是通过财政对银行利率进行贴息，这样农民贷款的成本低了，银行的风险也小了。还有一种是农村小额贷款实行“联户联保”。比如五个户，当中一个户还不了钱，其他四户要承担连带责任。还有一种方式正在云南试点，也就是“四位(农民、银行、企业、担保公司)一体”的模式。

　　关键在农民工

　　《21世纪》：城乡二元结构会不会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阻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应该先从哪些方面着手？

　　高俊才：应该说，现在是二元经济结构，三元社会结构——一元是城市居民，二元是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三元就是农民工。农民工是一个两栖的特殊群体，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从新农村建设来看，更应该重视农民工的作用。农民工对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对于城乡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据我去年的一个调查发现，四川省的农民工，捎带回家乡的钱，和当地的财政收入大体相当。

　　对于城市尤其是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比如

长三角和珠三角来说，农民工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产业大军。比如广州经济的发展，除了内因之外，在外因上，很大程度上靠两外：一是外资，二是外地农民工。

　　因此，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应作为改革当中一项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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