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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勇
博士论坛
众所周知，东亚经济是以高储蓄、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这一增长模式曾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后的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它的普遍赞誉。值得警惕的是，中
国经济与东亚模式的相似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确认。
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70%以上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目前，我们的储蓄和投资都达到GDP的40%，FDI的数量也稳居世界前列，这些在许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生产效率虽然在1978年以后有明显的改善，但远未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效率的增长又在走下坡路。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深化”，即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所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多。其必然结果就是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从这个角度，核心问题就是：投资过多引发了增长效率的问题。
对此，不少人从表象出发，认为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依据是：今天的投资会带来未来经济潜在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东亚经济劳动力普遍丰富，人力资源也未得到充分利用，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束缚住了生产潜能的发挥。结论是：只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产就会达到潜在水平，尤其是应该通过消费的不断增加来实现“快乐增进型的”增长。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满足消费的方式是有效的吗？东亚普遍出现的内需不足是否与其经济增长的模式本身有关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是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产业结构严重雷同，有些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充分利用。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告诉我们，投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变量，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产出和收入，收入决定储蓄和消费。因而，消费不足更可能是结果，而非原因。中国长期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不仅仅是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同样，持续的投资膨胀所造成的大面积产能过剩表明，并不是任何投资都必然会被市场和消费者确认为有效的。
我们知道，同样是增加产出，可以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也可以通过投入固定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属于前者。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对高储蓄和高投资形成了强烈的依赖，而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高额储蓄率在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下降。这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构成巨大挑战。
中国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性可在同印度的比较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印度的发展基本跨越了工业化阶段，直接把高速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服务业之上，它的储蓄率虽然只有中国的一半，所引进的外资长期以来也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可是，平均来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仅比中国低30%。
总之，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与整个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共同特征，并从这个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我们就应该承认，把投资体制和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有效需求或消费不足无异于舍本逐末。毕竟，即便是在当前，投资仍然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政府或国有企业做出的，而消费却是私人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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