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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彭兴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最近表示，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国际收支不平衡，是我国长期以来在政策上鼓励出口、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政策“宽进严出”取向的结果。中国将以政策调整来促进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实现上述目标，至少需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取向，解决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政策源头
；进一步扩展外汇资金运用方式，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有序可控地拓宽资本流出入渠道，稳妥推进对外投资，构建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促进体系。
这不仅为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国家如何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提供了一个注脚，而且改革我国强制结售汇制的政策指向信息非常明显。“藏汇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1994年开始的强制结售汇制的结果。因此，改“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当先改革我国实行了十多年的强制结售汇制。强制结售汇制是我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是与1994年至2005年汇率改革之间的汇率机制相适应的。十多年来，它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八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使人民币汇率能够免遭劫难。此外，由于强制结售汇制极大地避免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的汇率风险，也对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外资进入发挥了积极的功效。
然而，强制结售汇制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病。例如，基础货币的供给要随国家外汇储备的增长而被动地增长，央行的信用独立性被削弱了，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很难兼顾对内平衡与对外平衡。为了实现“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多种手段对外汇占款造成的基础货币扩张进行冲销操作。强制结售汇制下的外汇占款的被动增长，扭曲了中国的货币调控机制。日益膨胀的央行票据就是这一制度的畸形产儿。在公开市场操作一味地为冲销外汇占款的情况下，像再贴现机制这样的货币政策工具是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的，并由此造成了我国央行对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这类被西方国家放弃的政策工具情有独钟。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对于完善中国的货币调控机制、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强制结售汇制将大量的外汇资产集中于政府，而中央银行通过发放基础货币的方式购买的外汇储备资产，又在人民币升值中不断地缩水，于里于外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随着人民币进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强制结售汇制也逐渐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2005年7月的汇率改革以来，虽然人民币汇率已经表现出了双向波动的特征，但中长期升值意愿似乎更为强烈。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汇率政策上，已从过去谨防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贬值，转变为防止汇率过快的升值。这不仅要求政府建立起汇率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也需要央行建立起市场化的汇率干预机制。对于后者，此前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货币掉期，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对于前者，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增加外汇市场的供给。而强制结售汇制在不断地抽取外汇市场的资金供给，如果没有渠道使集中到政府的外汇储备还流到外汇市场，那么，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就可能大大超过政府所期望的水平，也可能超过国内出口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这是中国经济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改革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显然是顺应了我国汇率机制变化和经济平稳增长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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